2005年08月31日   > 2005年22期(总191期) 

六十年前的八月十五日，在我们辽阔、破败的国土上，突现出空前的欢腾?日本投降了。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体会那一刻中国人的心情，整个民族浴火重生地狂喜，终于战胜了强敌，可以告慰忠烈的哀荣。在欢腾的四万万五千万人中，最激动的莫过于数百万中国军人。那一刻，无论重庆还是延安，所有的军人眼中都流着同样的泪水。誓言流血不流泪的汉子们相拥喜极而泣。那一刻，没有人怀疑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那一刻，所有军人前额上缀着同样的帽徽，那颗蓝天映衬的棱角分明的太阳，是中国军人的标志与胜利者的光荣。

我们认识许多在那一天欢呼着的军人们，但岁月将他们分成了两群人：一群是我们的父母和他们的战友。多年以来，他们英勇的抗战故事充满着我们的文字、美术、电影和课本中，只是他们已经绝口不提那颗青天白日的帽徽，那帽徽成了耻辱，成了脏物。父母和他们的战友在那场欢呼仅仅几年之后，又迎来了另一次欢呼。而另一次欢呼中，并未包括当年与他们遥相呼唤共庆民族独立的另一群抗日军人，那一群人因着头上也曾经戴过那颗可憎的帽徽，而从此走上终生的赎罪之路。

几年来，我们在做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调查中，陆续认识了这后一群人中的好几位，他们一概衰老、贫病、孤寂地苦度着风烛残年。一开始听他们讲年轻时与日本人作战的事情，听来如童话一般。你怎么也无法想象，面前这踉跄挪步、弯腰驼背、卑微谨言的老人，竟在当年如此地厮杀于战阵，如此地无畏与豪迈。

直到有一天，一位叫张子文的老人，从陈旧的铁皮盒子里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他斗胆仅存的唯一一张穿军服的照片，我们那一刻的震惊宛如雷劈。那是何等英武的一位年轻军人，明亮的双眸透射出他灵魂的光芒。六十多年前，张子文的父亲是当时云南昌宁县长，面对外侮环伺，父子相商，少年从军报国，投考中央军校炮兵科。在日军攻陷缅甸，直抵怒江，与中国军队隔江对峙的日子里，张子文上尉即是怒江东岸防线上的一位炮兵连长。由于他出色的工作能力，中国远征军长官部搬到前线后，他被调去任参谋。张子文老人说，凡调入长官部的军官，无论官阶高低，卫立煌上将都要亲自召见。老人清楚地记得那次谈话，临别前，他向卫长官行了礼，将军握着他的手，说道：“青年才俊呵，好好干！”抗战结束，部队领命北调，张子文预知内战将起，决意退伍，去昆明重入大学读书，后来回保山做了一名中学教员。

1956年的一天，刚授完课的张子文被找去“谈话”，黑暗开始了。他不得任何申辩，甚至没有机会告别妻女，便被投入劳改农场，罪名是历史反革命。此一别，妻离子散。“青年才俊”张子文在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涯中，熬干了生命中一段最宝贵的年华。八十年代初他被平反释放、恢复教师工作时，已到了退休年龄。他与后来结合的老伴住在保山市一中简陋的宿舍里，干净而几乎家徒四壁。老伴的前夫也是一位与张子文一样有着相同经历的“历史反革命”。张子文老人患有腰疾，上下车非常困难，但知道我们要去寻找远征军长官部旧址，毫不推辞陪着前往，颠簸了整整一天。87岁的抗战军人挺直着腰，与老伴相携着在山路上蹒跚而行。无以为报的我们，请他收下以劳务费之名的几百元钱，老人拒绝之坚，重现沙场风骨。前不久，几位美国援华阵亡军人的后代来到云南，与张子文老人在保山见面，老人以流利的英语对话，遥忆当年连队上美军顾问的故事。那天，老人穿着一件浅粉色的衬衫，整洁的西服，几个小时的交谈，没有提一句自己在战后的苦难。那种为抗战中国自豪的神情，绝不逊色于任何一国胸前挂满勋章的二战英雄。我们知道，那一刻，在那几位美国人的心里，张子文老人是我们民族的尊严。

我们问老人，因为参加了抗战而遭到如此境遇，您今天怎么想？老人看着窗外，窗外是滇西碧蓝如洗的青天。他长舒一口气，轻轻地说：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其中的无奈与绝望，无论我辈怎样用心也无法体会其中的苦涩。我们可以在文章中用讴歌的笔法把这句话写成抗战老人们比天还宽的胸怀，但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个结，能就此自动解开吗？

在云南芒市有一位87岁的老人叫吴昌铣，他度过时光的方法就是看电视。老人说，他看的都是哑剧，耳聋，如果声音开得太大，会影响邻居。抗战开始，吴昌铣与同学步行离开天津，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校，学的是重机枪。1944年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他官任团部少校情报主任。滇缅公路在芒市附近有一个险要的隘口叫红崖山，几次攻击都打不下来。团长召来学重机枪的吴昌铣，把全团的重机枪都调给他，组成一个特大号的加强连，让他这个少校当连长。一场恶战，红崖山打下来了，攻击部队伤亡十之七八，吴昌铣从此耳朵里永远是重机枪的声音。当年在红崖山上，团里立了一块阵亡将士纪念碑。仗打完，吴昌铣留在了芒市，在当地娶妻生子，终生陪伴他的战友们。

山东大汉吴昌铣娶了一位善良的傣族姑娘，在滇缅公路上从昆明到仰光跑生意，利用战争期间做情报主任的人缘，日子过得不错。几年之后，新政权成立，早成平民的吴昌铣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1950年初在昆明被捕的国民党情报机构首脑沈醉供出了1200余名情报人员名单，据说其中就有吴昌铣。多少年之后，吴老伯说：我们的情报针对的是日本人，与国内矛盾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抓我，没道理。

吴老伯的冤家出场了。年轻的公安姜兴治是云南地下党，比吴老伯年轻好几岁。审沈醉时他在场，沈醉供出的名单，让他们收获不小。姜兴治在那两年最重要的工作是清查旧政府人员，包括像吴老伯这样抗战期间从过军但未参与内战的人。老姜说，他知道吴昌铣这个名字，他们在昆明见过面，是为了登记清理老吴这类“残渣余孽”。不久老姜奉命调到了远在边疆的芒市，继续他的清查工作，同时还肩负另一个任务，就是制止边疆的肃反扩大化。新政权的口号是“净化边疆”，让边疆净化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不能有一点杂质，尽管这片边疆就是用“杂质们” 的血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

在昆明，与吴老伯共事的大多是与他一样当兵打日本的战友，几年里，战友们大多被清理干净了，吴老伯凭着情报主任的智慧生存下来。但是，他的职业却一路往下走，最后，这位曾在滇缅公路上叱咤风云的江湖老大开始在昆明街头登三轮车挨家挨户送煤炭。50年代末，吴老伯惦记着芒市遮放的妻小，回到了边疆。此时边疆风声已过。

直到文革，全国都净化成玻璃板了，老吴再无可逃，终于落网，被押解下放农村，十几年后平反重生。回想吴老伯的一生，自当兵始，从华北打到云南，一寸一寸河山地与日本人血拼，好不容易打完了，床还没暖热，又开始跑，一辈子颠沛流离，终于安稳，已是垂暮之年。八十年代后的吴老伯当了州政协委员，他每年开会只交一个提案，同一个提案，把远征军的陵园恢复起来，把反攻红崖山的烈士碑重建起来。这一提案终于随着大形势而获得通过。陵园重整之日，少校吴昌铣给远在美国的团长写了一封信：报告长官，我们当年的纪念碑又重新建起来了。团长回了信，寄了一百美元，请吴昌铣代他买些纸钱，祭拜殉国的弟兄们。吴老伯说，一百美元买回来的纸钱一大堆，烧了好一阵子，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执行团长的命令，也是他做军人最后的任务。

是老姜领着我们找到吴昌铣老人的，他们现在算是朋友了。此前的几十年，老姜是猫，老吴这样的人是老鼠。老姜记忆力极好，他工作范围之内所有的抗日老兵，包括名字、年龄、籍贯、部队番号、军阶、家庭状况等等，全在他脑子里。说来，老姜也算善良之辈，尽管历史把他和这群老人划在两个完全对立的阶级阵营里，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但在几十年里，他无数次地听着这群可怜之极的老兵的经历，良知和真相逐步地让他了解了他们，接近了他们。因此在八十年代后期，他利用他的公安身份、特长找回来许多当年远征军散佚民间的墓碑，其中包括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杰手书的碑文。我们请两位老人吃午饭，两个老头执手同行，竟像两小无猜的样子，此情此景让人唏嘘，这手要是从六十年前相携至今，当然不止是他们两个人的幸事。

为了寻找当年美国陆军援华顾问团的资料，我们辗转找到了陈宝文老人，92岁的老人个子很高，佝偻着背，目光仍是炯然有神。他也是中央军校炮科毕业，比张子文早三期。毕业后回到滇军，是龙云重整滇军专门向中央要回的一批云南籍的学生官中的一员。旋即抗战爆发，全中国的地方武装携手御敌，共赴国难，陈宝文又回到中央军。反攻的时候，他在十一集团军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因职务关系，他与美军顾问团有过密切接触。抗战结束，他脱下军装回到昆明打理自家产业，那是当地最大的一家酱菜园，驰名全国乃至东南亚的云南玫瑰大头菜，十之七八出自他家酱菜园。平静的日子转瞬即逝，到了工商业改造的当口，他家的酱菜园也“公私合营”了。至今我们也不知公家是以什么方式取得私营企业的合营权，反正陈宝文在厂里变成了普通工人，当家作主的穷哥们揭发他的历史问题和种种剥削罪恶，结果私营老板陈宝文又被剥夺自家工厂的公职，扫地出门。老人忆及当年，没有丝毫忿懑，只是平静地叙述自己为了养活家小，到街上当苦力拉板车。家里孩子多负担重，他仗着身高体健，多拉快跑，但这也不足以保证他生活的平安，六十年代他拉板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下放到千多公里外的小山村里改造。平反以后，他靠着每月领着菲薄的退休金艰难度日。我们找到他，是在昆明一处住宅区，小小的两居室，陈宝文孤身一人，除了帮他烧饭和打扫卫生的保姆，他已与世隔绝。

就是这位被社会如敝履般抛弃的老人，用他老去的生命翻译了大量美国陆军援华顾问团的资料。他知道这东西换不来稿费，但是这般如此重要的史实，国内几乎无人知晓了。前不久，我们看央视访谈，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史迪威的专家侃侃而谈，谓史迪威的陆军在中国没有一兵一卒。陈宝文的资料告诉我们，以史迪威为总司令，弗兰克?多尔将军为参谋长的美国陆军Y部队有四千多美国军人，在整个滇西反攻中与中国远征军混合编成，同中国官兵一起与日寇浴血作战。原本规定美军不上第一线，但仍有多位美军官兵在激战中冲了上去，共有19人阵亡。多尔将军在战后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由于他独特的工作位置，美国陆军部档案馆专门设立了《多尔文献》这个专项。（我们一行几位朋友赴滇原本就是为拍摄Y部队的阵亡者故事：《寻找美军少校梅姆瑞》纪录片。此前，我们为查部队阵亡名单颇多周折。史迪威将军的孙子得悉此事后也加入寻找的队伍，他对美国一些官员说：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令人感动的！美国军方随即提供了部队所有资料并附上谢意。）

陈宝文老人拿出他翻译的多尔将军回忆中国战场的专著，因为我们调查需要这个资料，老人递给我们仅此一份的中文手稿说：“你们拿去用吧，反正我留着也没用。”老人不会用电脑，也买不起，也无力雇人打字。中文译稿全是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稿纸上，文笔畅美，很难想像数十年的苦难生活竟没能摧磨老人骨子里的高贵。而且这部稿子老人完整地翻译了两次，第一次被朋友借去丢掉了，老人从头再译。我们去借，他毫不犹疑地给了我们，行将就木的老人完全不珍惜屈指可数生命的最后结晶，他珍视的是那段历史。多尔将军回忆录的书名叫《当旗帜降下的时候》，悲凉而悲壮。我们取过译稿，望着老人，他生命的旗帜也将永远降下了，他走的时候，是不可能有任何一面旗帜盖在这位昔日旧军官、企业主、苦力和劳改者身上的。这位老军人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另一群军人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因为和我们国家的胜利和六十年祭有关。

当六十年胜利纪念日来临的时候，有多家媒体找到我们，要线索、要故事。我们也希望那些故事，能为更多的国人知晓，但是已经到了六十年祭了，难道我们除了给大家讲故事，不该多想点、多做点什么吗？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曾有无数仁人志士蒙冤而死的时候都会凛然地说：历史将会还我清白。之后，慷慨赴死。如果，他们地下有知，历史也会死去，他们还能死得那样从容吗？仅仅六十年前的历史，在我们迈出双脚去用心丈量的时候，才惊讶的发现，我们的现代史已经开始了死亡的进程。

日本侵略中国，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大规模的、以毁灭我们的文化为目的、进而亡国灭族的入侵，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对侵略者最坚决、最广泛、最光荣的一次抵抗。整个民族的主流精英没有人说过投降的话，国共两党消弥内战，共同唤起国人空前的民族意识，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可惜的是，如此光荣的历史，从掀起之日起，就被淹没在自己的政治风浪中。那是一次空前的民族战争，它的意义本应超过一切政治与党派的纷争，因为，民族比王朝更长命，这是五千年告诉我们的不争史实。

本着对历史认真的态度，当六十年胜利纪念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这个六十年祭，我们应该纪念胜利？还是应该纪念抵抗呢？

首先，我们胜利了吗？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阿Q传统的国度里，可能很少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由于中日两国军事与工业实力的巨大差距，作为一个独立的战场，直至战争后期，除滇西、缅北一地，中国军队并无全局性战略反攻的发动，大多地区基本仍呈守势，战中仍是败多胜少。不应讳言，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战场，我们并没有胜，但是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努力下，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而我们是这个同盟的成员国，我们的胜利更多的来自全民族不屈抵抗的道德感和为此应得的民族尊严。而且，这抵抗属于中华民族的所有党派与军队。六十年一个轮回，对于我们的民族有从头开始的意思，因此，六十年祭应该是一次消弭政党抗战的沉痛，重塑民族抗战史实的良机。

胜利已经六十年，我们对同族军队不抵抗的相互指责已经延续了整整一个甲子。一个甲子长到几乎与人的生命相同，就因为兄弟阋墙，就该让我们众多的抗敌者在漫长的人生中活得比投降的敌人还惶恐，比失败的侵略者还耻辱吗？

我们亲见一位抗战老兵叶进财给他的救助者郭小华第一次通电话的情景。高黎贡山脚下，一个僻远的小山村里，我们用手机帮他接通了北京的电话。叶进财没见过郭小华，甚至连对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电话通了，他的手在发抖，迟疑了几秒钟，他说出了让所有人意外的三句话：“共产党万岁！你们的工作万岁！我现在一个月可以吃两次肉了！”

当今两岸国共两党领袖英明，对历史对未来已渐多共识，这令所有华人欣慰。

过去几十年大陆民政单位出台过若干救助政策，但是这一部分抗战老兵却不包括在内。流落在云南的滇西反攻的老兵曾经有数千人，至今还在世的也只有百余人了，仅我们三五年间采访过的几十位老兵去世已近半。他们真的与历史无冤无仇，而我们的社会如果能有一点微薄的老兵救助基金，就能让这些风烛残年的衰老军人在以身捍国六十年之后真正体味到来自后代同胞的些许温暖；让这些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将我们的感恩之心带给先死的殉国者；让他们最后的微笑原谅我们六十年偏见带给他们的创伤，他们的同胞曾在这伤口上撒盐，虽然六十年的创伤早已结痂了，但让我们哪怕再晚，为他们盖上薄薄的一层纱布吧。仅仅因为政治，让哪怕一位以身许国的军人蒙冤即是罪过，而让整整一代热血报国的军人在人们冷漠的淡忘中孤独地终老，则是全民族的耻辱。我们再多的重复对胜利的欢呼，哪怕一百年、一千年之后，此时此事不做，我们这个胜利的民族将永世蒙羞。

在第一个六十年祭到来的时候，许多的部门在忙于办展览、办演出、拍虚构的电视剧，但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许多事情。战争结束之后的1947年到1949年间，美国政府组织了专门机构回迁所有在海外战死的阵亡者遗骨。我们见过美国陆军部档案里极严谨的移葬报告，有埋葬地的地名、经纬度、阵亡时间、阵亡者军阶及军人号码、移葬时间、移葬负责人的姓名、移交过程等等。上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不惜代价亦移葬了在缅甸的阵亡者遗骨，只要看看缅甸满街的日本车、金碧辉煌的佛塔，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就知道鬼子对他们的阵亡者是花巨资的。他们手持战争期间的遗骨埋葬图，盖了房子的拆房子，修了路的扒路。他们用钱开道，修了无数的慰灵塔，就连菊兵团的七百多匹战马都慰了灵。而中国抗战军人的遗骨和坟墓呢？1942年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在缅甸战死数万人，几十年过去，没有得到任何的慰藉，甚至所有的纪念碑和墓地全都毁了。国内的抗日将士阵亡者墓地以及纪念碑今又何在？据悉，除了云南腾冲40年代建、60年代毁、80年代重修的国殇墓园，90年代初云南德宏重修的远征军纪念碑外，各地的墓地和纪念塔也是毁得一干二净了。

如此爱修墓的一个民族，如此对祖宗崇敬有加的一个民族，是否该为那成千上万的殉国者、为那些60年前让我们民族免于灭顶之灾的前辈英烈留下一部完整一些、准确一些的历史和一块石碑呢?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而我们的镜子好似毛玻璃做的，这样的史实能照见我们民族清晰的未来吗？

中国远征军老兵救济金及建碑计划正在筹划中，本文作者、《凤凰周刊》及相关友人将倾心倾力实施。谨以此文通告远征军逝者、遗存者并全球同感之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