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方大型画册“《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今年5月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隆重出版,向社会公开发行。画册采用224页进口铜版纸印制精装,大16开,6万字,200多幅珍贵彩色照片,中英文对照。该画册的出版发行,对于近来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一系列倒行逆施行为来说,无疑是对其当头棒喝。
    该书由中国抗战史学会名誉会长白介夫同志作序,感动中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我军著名细菌学教授郭成周和美国著名专家撰写相关论文。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李竞芬,浙江省档案馆、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沈阳“九一八”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各馆长分别担任画册顾问。
    该书作者李晓方同志,是一名军人兼多家媒体的特约记者,他满怀爱国热情和民族正义感,历时四年之久,自费在浙赣两省20多个市县800多个乡镇村,走村串户调查采访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细菌受害幸存者,踏破铁鞋,历尽艰辛,采访到了200位幸存者。该画册从中精选了100名受害老人200多幅惨烈照片,并详细记录了受害老人自述的受害经历(都是首次公布)。这些受害者大多在70岁以上,大多腿部溃烂不治,终生痛苦绝望,生不如死,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激人警醒。其中很多受害幸存的老人已经含恨离开人世。画册用专业的镜头记录血淋淋的事实,把半个多世纪前侵华日军对中国民众犯下的滔天罪行,大白于天下。它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反映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幸存者惨状的画册。这些内涵,决定了这部画册的重要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填补了细菌战问题国际研究史上的一项空白;这部画册是国内外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阅览室不可多得的重要收藏史料;是一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培养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教材;是一部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和近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上世纪80年代末,李晓方应征入伍,成为驻金华某部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有一次,他从《金华日报》上看到有关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给我无辜民众造成巨大灾难的报道,第一次了解到当年侵华日军曾在浙江实施过细菌战。1998年,他的一位战友在金华市农村拍摄的一组关于日本细菌战受害家庭的悲惨遭遇的照片,对他触动极大,从此,李晓方就非常关注日寇细菌战犯罪史实。2001年的一天,电视节目中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面对镜头悲愤地说,“这些细菌战受害幸存的老人正在悄悄地离开人世,而我们对他们的悲惨遭遇却一无所知,有的人甚至熟视无睹,现在的幸存者可能只有几百人了,我们必须把这段历史给记录下来……”看到这里,李晓方暗想:不能丢掉这段屈辱的历史,丢掉历史的民族是最大的悲哀,作为炎黄子孙、革命军人、爱国者,我有责任有义务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给抢救下来、记录下来。受王选的感召,李晓方决心利用全部业余时间投入这项工作,说干就干,潜心一干,就是四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交战国中,日本是唯一在战场上违反人道和国际法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作为战争时期日军的秘密战略安排,其实施规模之大,中国民众受害之深,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日军细菌作战血腥、残暴地屠杀中国人民,罪恶令人发指。由于日军细菌战反科学、反文明、残酷无比、灭绝人性、违背国际公约,因此其行为十分诡密;战后又在美国的庇护下掩盖了罪行,使得今天的调查和研究十分困难。要把侵华日军在高度机密状态下实施的细菌战,在60年后找到证据并揭穿它的黑幕,其艰难和复杂是可想而知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生物、医学知识,对于一个青年军人来说,实在是很难胜任的。但是,“勤能补拙”,不懂就学,李晓方向书本学,几年里查找了大量的书刊和资料;向专家学者学,先后拜访请教多位专家学者,有的已成为良师益友,获得了许多指导和帮助。向实践学习,边学边调查研究。但调查的艰辛,要比他自己当初预料的多得多,同时,也耗尽了个人的所有经济收入!
    2002年初,因工作需要,李晓方调往杭州工作,新的工作岗位任务很重,因此,必须在完成份内工作的情况下,他才能利用业余时间搞调查。2002年5月,他背上花费十数万元购置、重达50斤的摄影器材,与时间赛跑,赶节假日、双休日的时间,赶在受害幸存者去世之前,见到他们,拍摄、记录他们。尽管如此,每次调查到一个村庄,老人们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小伙子,你来得太晚了,他们(炭疽受害者)大都死光了。他们还说,你要早两年来就好了,那时村里烂腿的到处都是。为了多记录一些,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都要抓紧一切时间调查。在浙赣铁路沿线的乡村,李晓方骑过摩托车,搭过拖拉机、三轮车,租过200块钱一天的“的士”,调查行程累计数万公里。更多的时候包括劳累过度受伤、生病的时候,都是喘着粗气背着器材在跑、跑、跑。
    2002年3月,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医学家麦克.法兰兹布劳和马丁.法曼斯基,以及日本岐阜大学医学部著名医生松井英介教授等专程从美国赶到浙江金华、衢州地区“烂腿”村镇进行调查。他们调查的结论认为,这些地区出现的“烂腿病”是60年前感染炭疽的结果。此外,美国专家和我国著名专家郭成周详细分析了受害者资料后,他们还认为在这些受害者中,有一部分是日军细菌战鼻疽菌受害幸存者,还有部分受害者是炭疽和鼻疽交差感染者,国内外专家的结论完全一致。专家们的见解,在李晓方后来查阅的大量有关鼻疽菌的资料和实际调查结果中完全得到了证实。李晓方认为,有关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在华活动的史料记载,证实侵华日军当年确实研究、生产过鼻疽杆菌;其次,鼻疽感染时很疼痛,而炭疽感染时不痛;鼻疽感染的创口很难愈合,愈合后也经常复发。
    2002年国庆“黄金周”10月1日,那天凌晨4∶30李晓方从杭州出发,到金华市婺城区、金东区调查,行前查阅了大量资料,把7天的调查计划和调查线路全部标了出来……,上午在后溪河村,为受害老人许福馨拍了照片,摄了像,听他口述染菌发病、病情恶化致残的情形,作了详细笔录。下午,又冒着40℃高温赶路。尽管中午吃了一包方便面,用光了5瓶矿泉水,路上还是中暑了,头晕、呕吐、四肢无力。李晓方还是咬牙,跑了前溪河、后溪河、吴店、罗大门、大社堂、溪塍、张家、罗店村共8个村庄,调查到三名受害幸存者。后面的几天就是第一天的重复。七天过后,李晓方已经成了一个黑人,浑身暴露的皮肤被晒得脱了几层皮,可以见到皮下红红的、很痛的嫩肉。有一次,李晓方摔伤了腿,一瘸一拐的令乡亲们心疼,但他却感到无比欣慰,因为这七天中采访到了15名受害幸存者。
    2002年10月6日,李晓方来到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下杨村一间小屋里,在昏暗的光线下,看望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他叫华庆云,一个星期前,因为炭疽,腐烂了60年的腿部,彻底断裂,他把烂掉的一截残肢扔掉了。他用双手抱住已经烂掉一大截的腿在痛苦地呻吟,腐肉和血水沿着烂断的骨梢一滴一滴地往下滴,其状惨不忍睹,触目惊心。李晓方含泪为老人拍下了伤残的照片。一周后,村民在电话中告诉李晓方,老人在痛苦中故去了,走时怒目圆睁。听到这,李晓方的眼泪夺眶而出,禁不住失声高叫道:“老人是死不瞑目呀!”
    2002年11月9日,李晓方利用15天休假时间,集中精力调查浙赣铁路沿线地区的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第一站定在铁路沿线末端的江西上饶。在江西上饶籍战友黄茂仁的陪同下,李晓方在广丰县的湖丰、永丰、大南、下溪镇公路沿线几个镇调查。为了赶时间,往往在公路上搭车,看到一个村庄就下来调查,接着继续搭车或步行赶下一个村庄。所走过的村庄几乎都有烂腿的患者,但他们都去世了。通过几天调查,终于采访了6名幸存者,用事实证明了日军在上饶地区实施了炭疽攻击。浙江省江山市也是调查的重点。据档案资料记载这里曾是个重灾区。因此,李晓方先后二十多次到江山,几乎走遍了江山市的所有村镇。在调查经历中,最困难的阶段就是江山市大陈乡,地方档案记载1942年大陈全乡有2130人患“烂腿病”。大陈乡全部是山区交通很不便利,到村庄里调查都靠两条腿翻山越岭。2002年11月17日,背着50斤重的大摄影包,同向导乡民政干部严永才一道在山路上攀登,累得双腿发飘,还是咬咬牙往前赶。那天共爬了二十多公里山路,先后到了早畈田村、后龙头村和乌龙村三个村庄,调查到王朝友、徐发国、姜春根、周六文四名受害幸存者。循着线索,2003年1月11日,李晓方再次利用双休日又匆匆到大陈乡调查,12日那天,冒雨赶往位于深山里海拔600多米高处一个最偏远、最贫困的小山村??池茶村。李晓方真想不到日军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村庄的。村里老人讲,当年日军虽然只在村子里呆了不到一天,但却烧、杀、抢无恶不作,日军走后不久只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庄一下就有十多人烂腿。在昏暗的灯光下,李晓方见到了骨瘦如柴的缪珍良老人腿上高度腐烂的创口时,禁不住眼泪在眼圈打转。老人自1942年8月烂腿一直没好过,因烂腿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因烂腿后来精神失常。就在李晓方采访后的第五天,传来了老人的死讯。
    2003年元宵节刚过,龙游县湖镇镇上溪头村受害幸存者杨春莲的儿子邱志建给李晓方打来电话,告诉他妈妈在大年初六时去世了。李晓方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电话那头说是真的。杨春莲1942年秋感染炭疽而开始烂腿至今,整条右腿从膝下到脚踝以上全部烂空了,透过腐肉能看到白森森的骨头。2002年12月李晓方去调查时,老人虽然腿烂得非常凶,但在家人的精心照顾下,身体还挺硬朗,李晓方劝她早点到医院去截肢,老人答应了,准备春节过后,就到医院截肢。没想到不出两个月却得到了老人去世的消息。他儿子在电话里的声音开始有点哽咽,他说,妈妈为了不让家人给自己医腿再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再也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她自己选择了结束生命。此时,李晓方的心一阵一阵地抽搐,努力地控制住情绪,吃力地对老人的儿子说,清明节我专门去看望老人。清明那天,李晓方如约来到老人墓前,眼含热泪为老人点上一柱香,鞠了三个躬,为老人默默地祈祷,愿她灵魂安息!
    2004年2月24日,李晓方接到一个电话,是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童樟花的儿媳打来的。她说,童樟花快不行了,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看。2月28日早晨6点40分,李晓方出发时,杭州正下着淅沥小雨。在路途中,看着车窗外的小雨,感到这小雨好像就是老人流下得眼泪,又好像是老人的创口在流血。这是李晓方第五次到童樟花家。童樟花躺在床上,已经神志不清,瘦得窝成了一团,看上去有点怕人。李晓方把脸凑近,有人对童樟花说,“看,谁来了。”童樟花看了李晓方一眼,动了动腿部还缚着一大块纱布的炭疽创口。李晓方眼含热泪用颤抖的手为老人拍了一生中最后的照片,老人满含仇恨的眼神,同时又充满期待,好象在期待着为她们讨回公道。李晓方和老人对视着,用眼神告诉老人,您放心地去吧,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为你们讨回迟来的公道。老人似乎读懂了李晓方的眼神,吃力地动了一下脑袋和烂腿,安祥地昏睡了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李晓方用同样的方式和心情送走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还有张咸流、缪珍良、江昌友、何钟梅等老人。他们都拖着溃烂的腿,在痛苦地熬过了60余个春秋,带着对法西斯强盗的仇恨,带着对正义与人类良知的期待走向另一个世界;他们在弥留之际那期待的眼神,永远留在人们的心底,激励着人们把调查做到底。
    四年的时间里,李晓方在许许多多的好心人的帮助支持下,调查到200多位受害幸存者,对他们几乎每一位都去回访过三次,由于时间、经费所限,有被遗漏的,这使李晓方不安。正如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所说:“我们的诉讼提出的细菌战受害部分还只是全部受害的冰山一角,全国绝大部分细菌战受害地的受害调查还没有开展。”一个人的力量总归有限,李晓方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回想跋山涉水,走村串户调查寻访的日日夜夜,李晓方的心每时每刻不停地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像他这样一位在和平年代里成长的青年军人,亲耳听到历史的见证人泣血控诉当年日本侵略者制造的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亲眼看到细菌战受害者肢体上惨不忍睹的创口,看到他们在痛苦中煎熬的情景,万丈怒火在胸中燃烧,正义的呐喊在心间回荡:一定要让这旷世的罪恶暴露于天下,决不让我们的后人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们的这一滔天罪行,绝不容许这历史的悲剧重演。
    2003年9月,李晓方应邀在北京分别参加了《第四届日本侵华史学研讨会》和《抗日战争史实调查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与郭成周教授合作,作了《侵华日军使用炭疽战的新论证》的学术报告,会上王选也作了论证。郭教授和李晓方的报告引起很大反响。
会上确定这些烂腿病老人,就是侵华日军使用炭疽、鼻疽战患者。其中有五点结论:一是患者的发病时间、地点、年龄段完全吻合。这些患者的发病时间大都在1942年7?9月间,发病时的地点都在浙赣铁路沿线周围的部分地区,而且他们的年龄90%都在70岁以上。这与史料中所讲的侵华日军在中国浙赣地区(1942年7?9月间)实施的炭疽、鼻疽攻击的时间、地点、年龄完全吻合;二是患者发病的区域广,并非常密集。在浙江杭州、金华、丽水、衢州市、江西上饶等,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几乎都有惊人发现,并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烂脚村镇”,如衢州的江山市史料记载,1942年该市的大陈乡出现了有2130人烂腿病人;金华市婺城区雅宅村在1942年时有600多人口,当时就有200多人烂腿。三是很多患者所叙述的发病经过、症状,与皮肤炭疽感染完全吻合。这些患者的腿大多在外面干活时,被碰破了皮,起初烂处起疱疹,开始发烧、怕冷,不痛略痒,疱疹很快变黑肿胀并迅速扩大,在短短数小时后或数天内溃烂,形成溃疡,并呈现大片坏死,等等。都与皮肤炭疽感染的临床表现及症状完全吻合;四是在发生大量平民烂腿病的同时,并爆发了大量牲畜死亡。炭疽病是人畜共患的病,在某一地区大量平民患炭疽病的同时,必然会爆发大量的牲畜死亡。作者在充分的调查过程中证实,1942年,浙、赣两省的部分地区,在发生了大量平民的烂腿病同时,也爆发了大量牲畜(猪、牛)的死亡。如, 江山市峡口镇王村乡溪上村村民郑发明回忆,1942年7月,鬼子从江西省方向飞来几架飞机,撒下雾状的气体后,几百人的村子一下就有五十多人烂腿,当时就有十多人烂死,此时,村里的猪、牛牲口也突然全部死光,光牛就死了十多头,大家都没有粮食吃,但谁都不敢吃死去的牲口,因为村民都知道这些死去的牲口,也是日本鬼子撒下的毒毒死的。五是部分患者所叙述的发病经过、症状,与鼻疽感染相吻合。这些患者在外面干活时,病菌侵入皮肤后形成一个发炎的丘疹或水疱,并很快形成脓疱及溃疡,伤口非常的疼痛,溃疡处有腐死组织和脓液,溃烂形成后,很难愈合,而且会经常反复发作,这些患者 60年来不能愈合的伤口临床表现,与鼻疽感染吻合。李晓方的五点结论得到了国内外的史学界和医学界的一些专家的肯定。侵华日军细菌战实施的炭疽、鼻疽攻击,通过许许多多人的努力调查研究证明,成了一个铁定的事实。
    王选女士在评价该画册时说,本书作者李晓方用辛勤的劳动为人类留下了一种罕有的生命的历史记录。李晓方走街串巷,踏破铁鞋,用照相机记录了受害者们最后的生命,使得集中在拥有一切现代化社会便利条件的大城市的政治、社会、知识精英,还有更多的人,第一次有可能看到了受害者们悲惨的故事,看到他们终生没有能力摆脱的战争的伤害。细菌战受害者60年如此人生,令人痛心疾首。 这些记录也成为向当今世界提出的最严厉的道德质问:战后60年来,所有关于和平祝愿与战争反省的讨论,都是远离他们的,都是空中之声?!她呼吁社会各界予以关注,医学界予以人道救助、科学调查。同时,王选代表中国受害者,谨向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中国看望这些受害者,并不懈为他们在国际社会奔走呼吁的美国历史学者哈里斯教授(已故)和夫人、 Michael Franzblau[麦克.法兰兹布劳]和夫人、 Martin Furmanski[马丁.法曼斯基]医生和夫人表示真挚的敬意和感谢。
                                                         
新闻链接一、

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序《泣血控诉》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名誉会长  白介夫


适值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看了《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画册书稿。100名幸存老人的受害史、血泪史,把半个多世纪前的侵华日军对中国民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大白于天下。作为一个从抗日烽火中走过来的老人,看到这些灭绝人性的画面,不能不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  
这部画册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是一部极其沉重的民族苦难史;是一部极其深刻的爱国主义教材。它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反映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幸存者惨状的画册,填补了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攻击的历史空白。这些内涵,决定了这部画册的重要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作为一名军人,一名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作者满怀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正义感,他义无反顾地跋山涉水寻访一个又一个受害幸存者。从萌生这一强烈愿望到初步完成寻访工作,前后历时10年之久;其四年自费在浙赣铁路沿线两省二十个多个市(县区)的800多个乡镇村,走村串户、历尽艰辛调查到200名炭疽受害幸存者。而这些幸存者的受害情况大都鲜为人知。
这些年近古稀老人们的悲惨命运,给我们留下了无比沉痛的教训、反思和启示。生化武器的研制和存在,给全人类的安全和生存是个巨大的威胁和灾难。希望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珍视正义、公道、和平的价值,坚决抵制生产、彻底销毁生化武器,使人类社会和平、和谐发展。日本政府必须正视曾经的罪恶历史,向中国人民负责任地承认这段历史,真诚反省,这样才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却苦难的历史,意味着历史的重演。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当了解并永远铭记这段苦难史。愿这部画册能激发广大读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万众一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强大,使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矗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使过去的苦难史永远不再重演。

新闻链接二、《侵华日军在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疽、鼻疽攻击》

前上海巴斯德研究院研究员、医学博士、兼任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细菌学教授 郭成周

    抗日战争胜利已60周年。在我国浙赣铁路沿线一带,曾是1942年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的战场。现今在这一带有许多远近闻名的“烂脚病人村”。该病的特点是长期不愈,患者又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而该病在二战前后从未流行。有人认为该病是皮肤性的炭疽病,而其不少患者有剧痛、流脓和臭气等症,又不完全符合皮肤性炭疽病的症状,为此久久不能定案。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是当地的地方病。那么,该病是否是皮肤性炭疽病呢?与日军侵华在该区域实施的细菌战是否有关呢?
近年来有两位青年人,对此事十分关心。一位是全国十大杰出妇女之一的王选女士。她邀请了两位美国的著名皮肤病学专家前来会诊。第二位是曾在浙赣线金华市工作过的青年军人李晓方,他在金华工作时,看到不少患此病的老人,不断地过世。凭借他所学过的医学知识,结合日军侵华时在该区域实施过细菌战的历史,初步断定该病为炭疽、鼻疽感染所至。他以爱国的热情,要在老人的过世前,留下病历和照片,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证。他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了四年的业余时间,自费下乡,采访浙赣一带的烂脚村,见到了200多位患烂腿病的老人,写下病历并拍摄图片,特来找我论证。由于我不是临床医生和皮肤病学专家。我只能从历史学、细菌学和医学等方面去寻找答案。
据前苏联出版的《前日本陆军军人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书中记载:
一、日军第731部队军医少将川岛清供述:我部队在一个月之内,可生产出鼠疫菌300公斤、霍乱菌1000公斤、伤寒菌800?900公斤、炭疽菌500?700公斤。1942年浙赣战争时,是由石井中将带队,约有150人随行,采用的是鼠疫、霍乱、伤寒和炭疽等细菌。
二、日军第100部队的高桥隆笃中将在受审时供述:
    问:你向梅津将军作报告时,曾提议制造什么细菌作战最有效? 
    答:是鼻疽菌和炭疽菌。
三、三友一男上士在受审时的供述:
    问:你在第100部队时,做过那些工作?
    答:我的主要工作是繁殖鼻疽菌还参与过用活人作实验。
四、石井四郎对浙赣线细菌战的评价:
1942年远征队石井在该部队领导人员会上说:在浙赣战区使用的细菌武器,已收到颇大的成效,造成了几种极厉害的传染病。
石井的这些话,正和实际的情况相符合。这点还可从当时日军第十三军团所获中国军队战区指挥部文件中看出,该文件内载有日军在其占领的区域退出后,造成了强烈瘟疫的事实。
从以上四项史料中看出,鼻疽菌是在哈尔滨第100部队生产研究还作过活人试验的,认为鼻疽菌和炭疽菌是细菌战中最有效的战剂,并一致认为浙赣线的细菌战是一场强烈的传染病战。
目前我们对日军在浙赣线使用细菌战的战剂问题,都是从目前200多位还存活的患烂脚病老人身上看出的。
我认为两位美国的Michael J.Franzblau和Martin Furmanski专家,所作的长篇极深入又周全的调查报告是合理的。他们认为炭疽和鼻疽这两种病都存在,可能是两种病菌同时传染,也可能是先传染的是炭疽,而后又从伤口传染了化脓菌。石井四郎曾说过:在浙赣战区使用的细菌战剂,造成了极厉害的传染病。这也可能是这两种细菌的合用而加大了毒性。
还有一件既奇特又真实的事实:当时,在浙赣战区,有一队日军误入了一个洒过毒菌的区域,当即病死了5000至10000人。这可能是和以上事件有关。有可能是由于某种细菌尚未有有效的疫苗(据美国档案记载,日军研制的炭疽、鼠疫、霍乱、伤寒疫苗,已经很有效,并给所有的军人接种,但没有关于研制鼻疽疫苗的证明资料,这些突然死亡的大批日本军人,肯定是被染上了威力巨大的细菌造成的,这个细菌很有可能是鼻疽),而造成的灾害。从此事也能看出,我国军民误入此地区将会死去多少人。
    在日军侵华战争末期的1945年初,二次世界大战有了较大的转变,德国战败,日本成为众矢之的,败局己定。为了挽救败局,日军不惜将人类毁灭于一旦,妄图发挥其王牌武器炭疽和鼠疫菌的威力。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策划了一场最大规模的细菌战,命令各细菌战部队大量生产各种烈性致病菌,其中就有炭疽、鼠疫、霍乱和伤寒等,来灭绝中国军民。就在日军疯狂备战的千钧一发的严峻时刻,我国发动了总反攻,美军投下了原子弹和苏联的出兵等,才迫使了日本的投降。不然的话,其后果实难设想,因此我们都是幸存者。这次的侵华战争,使我国付出了3500万人的生命和6000亿美元的损失,是一次奇耻国辱,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教训,以防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郭成周 GUO CHENG-ZHOU  Cheng-Zhou Guo
震旦大学 Aurora University
巴斯德研究院 Pasteur Insititut

 新闻链接三、
《日本细菌战部队追踪》王选


1925年,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参会国家签订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
1928年至1930年,后来成为日军731细菌部队司令的军医石井四郎经日本陆军省派遣赴欧洲各国视察。回国后,他极力说服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主要干部,必须进行细菌战的研究,理由如下:
 1.欧洲列强都在作细菌战的准备,日本如果落在后面,将来会陷入困境;
2.细菌战成本低,对于缺乏铁和其他资源的日本来说,是最合适的武器;
3. 细菌攻击的首要特征是具有超过任何武器的杀伤力。铁制的枪炮只能消灭周围特定的目标,负伤者痊愈后又能回战场。但是,细菌的杀伤从人到人,从农村到城市,持续扩展,且渗透人体内部,死亡率极高。
1932年, 东京的日本陆军军医学校设立了防疫研究室, 开始了以石井四郎为中心人物的细菌战研究。同年,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背阴河建立了细菌实验部队。
1936年, 根据天皇的密令,同时在哈尔滨设立731细菌部队,主要从事用于人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开发,在长春设立100细菌部队,主要从事用于牲畜和农作物的细菌武器研究和开发。
继而于1938年,分别在北京、南京、广州设立1855、1644、8604细菌部队。这些部队共有60个以上支队或派出机构,总人员在10000名左右。根据2002年日本厚生省公开的资料,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731部队的编制人员还在3000以上。 
以上日军各细菌部队,都使用活人作细菌武器试验,研究细菌战,大量生产细菌武器, 至少从1938年开始,在中国战场各地使用细菌武器。除以上细菌部队之外,在华各日军陆军医院、各部队防疫给水部,甚至常规部队、普通医院、医学协会组织等也有参与细菌战,包括人体试验、活体解剖、细菌培养和散布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日军还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设立了9420细菌部队,准备在马来半岛和南洋群岛实施细菌战。
美国犹他州达格威美军生物武器试验场(Dugway Proving Ground)技术资料馆保存着战后不久美国派遣到日本,向日军细菌战主要人员调查与交涉的调查官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对日军细菌战医学专家的讯问记录,和以美国方面免于在远东国际法庭就战争犯罪对他们进行起诉作为交换条件,日本细菌战有关人员向调查官提供的,日军通过大量人体实验、实战使用所掌握的细菌战技术资料。调查官之一美军生物战专家菲尔(Norbert Fell)的调查报告记录了他对原日军731细菌部队司令石井四郎的讯问。 讯问中,石井四郎告诉菲尔:作为细菌武器来说,最重要的三种病原菌是炭疽杆菌、鼠疫和流行性脑炎。另一处讯问记录中,石井四郎说:作为细菌武器最为有效的地方病病菌是炭疽,传染病是鼠疫。
美国调查官的报告中,作为细菌武器的炭疽、鼻疽的试验和研究是重要的调查内容达格威试验场技术资料馆保存着三大本彩色的人体实验解剖报告,是日本细菌战医学战犯向美国军事、情报等部门提交的细菌战技术资料中的一部分。这三部人体解剖报告分别为《炭疽》(The Report of A)、《鼻疽》(The Report of G)和《鼠疫》(The Report of Q)。
保存在中国历史档案馆的一份中国国民政府的文件表明,当时中国方面对于日军使用炭疽菌鼻疽菌进行攻击已有觉察。
1939年12月,中国国民政府军医署驻桂林办事处医学专家向军政部提交了《防治敌机散播鼠疫菌脾脱疽菌马鼻疽菌办法》的报告,报告分析了日军飞机可能散播的细菌种类,提出了相应的防疫措施:“悉查利用毒菌以作兵器在医学上尚属少见,......敌人广播所称利用飞机散播细菌于空气中能为人畜之害者,则可能为下列三种(一)鼠疫菌(肺鼠疫较为相近);(二) 脾脱疽菌(皮肤脾脱疽病于皮肤败血症较为接近);(三) 马鼻疽菌(该菌类对牲畜特易感染,对人类也有感染之可能)。(以下从略)(注:“脾脱疽菌”是炭疽菌的另外一个名称,日军细菌部队也用“脾脱疽菌”这个名称。鼻疽也称“马鼻疽”。)
1949年12月,原苏联在伯力对12名原日军细菌部队人员举行审判。法庭证词证明中国国民政府军医署驻桂林办事处的这份报告中的分析和推测非常准确。据包括以上12名以外的日军细菌部队有关人员供述:驻哈尔滨的731部队和驻长春的100部队,除了用活人做实验研究炭疽和鼻疽以外(以上提到美军达格威试验场技术资料馆保存日军提供的有关人体实验解剖报告),还大量生产炭疽菌,100部队还大量生产鼻疽菌。731部队一个月的炭疽菌生产能力达约600公斤;1941年到1942年间,100部队生产了1000公斤炭疽菌、500多公斤鼻疽菌。
另据伯力审判中原731部队第4部(细菌生产)部长的供词,1942年年中,他曾奉令准备了130公斤的副伤寒菌和炭疽菌,为731部队南下远征使用。
此次731部队南下远征参加的是浙赣战役,汇合南京的1644细菌部队,共动用人员160名,使用了除鼠疫、炭疽、霍乱、伤寒以外至少6种细菌。其中炭疽病人与人之间几乎不传染。本书中的受害者都是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居民,1942年春夏的浙赣战役就是在这些地区进行的,期间,与居住地区周围人群,有的接近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突然同时皮肤感染,症状与本书中的描述相近。根据调查,大多数感染者已在当时病死。
据多方的史料,日军除动用正规军队空中、地面投撒细菌以外,还长期派遣大批受过训练的奸细组成特工小队,潜入各地投放细菌。最近在浙江的地方档案馆发现一份1943年被抓获的奸细的审讯记录,其中讲到,特工队员随身携带一种绿色“药丸”,“放入井中或路旁遇水即化”,“或使腿部发肿溃烂”。
另据原日军细菌部队队员的供词,1942年夏季演习时,曾在中苏边境附近的河流、沼泽中投放鼻疽菌,水池和土地里撒播炭疽菌。
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一份1945年1月美军军医部有关文件表明:当时美军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军有用炭疽菌进行细菌攻击的动向。此前,还有报告称日军持有经调整可用于人体的炭疽疫苗。据美国国家档案馆日军俘虏审讯记录,日军的炭疽疫苗有效性为80%。日军驻中国军队全部接受炭疽防疫注射,一年3次,每次注射两回。疫苗由关东军提供,血清由大连卫生研究所生产。
1998年与1999年,我曾经到浙江省金华市近郊调查,有一上天师村,1942年当时,因为村里爆发烂脚病,被远近一带称为“烂脚村”。亲戚朋友不来往走动,路人过往,见村里人,避之不及。上天师村位于河边,在通往武义县的交通要道上。武义有氟石矿,是飞机外壳的原料,日军独占开采,运往日本。浙赣战役期间,日军曾有一支队伍驻扎上天师村,在村边要道搭了了望塔,监视来往行人车辆。据村人说,日军从来不用当地的水,他们用的水都是从别处运来的。当时村里300多人口,估计有三分之一左右烂脚烂死,但是没有见一名日军烂脚。上天师村周围同一水域的村庄,同时也多有发生烂脚病。
一直到战争结束,日军对中国平民使用细菌武器都毫无顾忌。 100部队某一支队队员作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他们将马匹感染上鼻疽后,驱放到附近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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