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说明:1937年北平市民支持29军在卢沟桥抵抗侵华日军

    一、亲历七七事变9位老头儿的8声叹息

    今天,在我们的人类社会的华人圈子中如果谈起“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这个话题来,可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论这些华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也不管他(她)在天南海北,更不提他(她)是年长还是年幼。

    “卢沟桥事变”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一个缩写、一个符号和一曲悲歌;

    “卢沟桥事变”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抗争!奋斗不息、前赴后继、争取胜利的一个开端、一个象征、一面旗帜。

    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为了缓和危机,继续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

  卢沟桥位于北京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是北京通往各地的咽喉要道。从1937年6月起,日本侵略军几乎每天都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头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当晚8点钟,日寇突然向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自卫,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了。

  驻防在卢沟桥一带的29军,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这支部队擅长刀术,每个战士都身背一口大刀。每当日寇接近阵地时,战士们就跃出战壕,抡刀同敌人搏斗。日本军队集中火力连续猛攻卢沟桥石桥和平汉路铁桥,铁桥曾一度失守,驻守铁桥的一个连仅4人幸存,其余全部壮烈牺牲。29军将士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经过4小时激战,又从日寇手里夺回了铁桥。永定河畔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昼夜,几百具日军的尸体横卧在卢沟桥头,而中国守军却一直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

  卢沟桥的炮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抗战救国运动风起云涌。

    2006年9月9日,我在重庆采访了亲历69年前“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兵,87岁的张可宗先生。张老头儿应该是耄耋之人中的佼佼者,他可以走几公里路,也可以长时间谈话。而且,他很有思想呢。亲历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兵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根据我的调查和了解,中国大陆还剩下9位老兵。可是,这9位老人不管贫穷还是富有,他们都有一桩未了的心事。

    老人们最后的人生夙愿是什么呢?就是29军老兵是否能领到抗战胜利纪念章的事儿。

    老人们纵有千般恩怨、万分期盼也只是选择叹息。

    老人中惟有张可宗不信命,他选择抗争。

    在“卢沟桥事变”中,29军同侵华日军拼死血战,牺牲了数千将士。在以“卢沟桥事变”为基准计算的8年抗战中,29军历经数次改编,他们为消灭侵华日军牺牲十几万军人。到目前为止,幸存在中国大陆的原29军官兵还有9人。他们分别是:

    87岁,在四川省重庆市的张可宗先生。
    94岁,在河北省邯郸市的韩立才先生。
    87岁,在北京市朝阳区的马步先先生。
    90岁,在天津市武清县的冯义田先生。
    93岁,在天津市河西区的孙敬生先生。
    91岁,在山东省青岛市的谢经远先生。
    90岁,在河南省项城县的崔金品先生。
    91岁,在河南省西平县的赵金典先生。
    90岁,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的马玉槐先生。
 
    时至今日,在29军这9位老兵中,竟然没有一位,领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

    ??这条信息,是我方军经过反复、反复、反复核实过的,绝对没有错误。

    不过,有个人是例外,他作为29军老兵领到了纪念章。他就是我前不久,刚刚去锦州采访的原29军老兵王世江。王世江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只有他一人领到了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颁发给老战士的纪念章。不久前,我刚刚在《人民网》日本版上发表《退役军区司令回忆69年前亲历的卢沟桥事变》一文,急忙邮寄给他。电话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坚持对我说:

    “……我看过了,很满意。感谢人民网的同志们!……也许,我明天就不在了,但是,我要说的话,由你的笔流传下来了。谢谢……。”

    91岁的王世江副司令员一周之后,谢世。

    提笔写此文,以记录历史的瞬间的同时,我又一次给在邯郸的94岁的韩力才老人打电话。

    他很着急地对我说:“……什么?我听不清!……纪念章?我还没有领到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呐!……什么?王世江已经谢世了?你不刚刚去访问他吗?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时,我们都在29军,我是军部参谋,中尉军衔。那时,他是班长。他所在的110旅‘七?七事变’之后,改编为179师,何基沣任师长。……1950年,我们在解放军军政大学学习时,我们在一个班!我们是同乡呢。……他去世了?可惜!”

    “……重庆的张可宗你去采访了吗?都老啦!”韩力才耳背,和他打电话,真费劲。

    没有领到抗战胜利纪念章的冯义田先生、孙敬生先生给我来电话时,甚至着急地哭了起来。无疑,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中,他们同侵华日军血战过,他们是千千万万牺牲军人中的幸运者。起码他们自己的心目中认为:

    “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经历了引发全面抗战的卢沟桥战事,这是我们29军老兵人生最大的光荣。我们应该领到纪念章。”

    但是,这只是他们自己的想法而已,生活是无情的,现实是无情的,命运是无情的,历史也是无情的;??偏偏他们几位亲历过“卢沟桥事变”的老战士,没有领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颁发的纪念章。

    我曾经在《人民网?日本版》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参加台儿庄战役的老战士无一人领到抗战胜利纪念章》的报道。没有几天,陕西省相关单位就给我打来电话:

    “……我们全县几十万老少都在关心这个抗战老兵的命运!他一个人的荣辱已经上升到几十万人对廉耻、爱国的看法。现在,我们已经给当年参加台儿庄战役的敢死队队长,后来政府军少将军衔的96岁的仵德厚老人,颁发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香港政府也颁发给他一枚抗战胜利的大奖章!你是否考虑、重新报道一下事实经纬吧?”

    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 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取得了歼灭日军1万余人的巨大胜利。此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台儿庄大捷大张中国人的志气,大灭侵华日军的威风!事隔68年,终于有一位老兵领到胜利的纪念章。我希望我所写的这篇文章报道之后,仅存在亲历卢沟桥事变的9位原29军老兵也能领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

    ??当然,这是我方军的幻想、幻觉而已。

    张可宗也希望得到纪念章,电话里,他这样对我说:“我去争!我去闹!我去理论。摆事实!讲道理!后来,上级终于给我发了一枚纪念章。”

    ??我很为他的勇气而高兴。

    我在重庆采访他的时候看见了他别在胸前的纪念章,{上面照片中有纪念章的样子}。我了解到,那枚纪念章是《重庆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颁发的。老张显然对那枚纪念章非常满足,我采访他的时候,他一直别在胸前。看到老张的纪念章后,我忽然有几分的惆怅和辛酸涌上心头。我想到我儿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听话、老实,所以,老师给了一张红纸做的五角星。我儿子淘气,就没有。我看见他沮丧,就给他做了一枚。我的儿子当时的满足感和眼前的老张一样。

    ??老张的纪念章送给青年人看的话,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老张的纪念章送给超女追星族的话,会不会引起尖叫?
    ??老张的纪念章送给大学生的话,会不会招来羡慕?
    ??老张的纪念章给少年看,他们会立下将来保家卫国上战场的意念?
    ??老张的纪念章如果送到军营,士兵、军官们会不会肃然起敬?
    ??老张的纪念章如果给俄、法、英二战老兵们看看会不会赞扬?
    ??老张的纪念章给参加卢沟桥事变的日军老鬼子看会不会引来蔑视?

    嗨??!只要每月纯粹收入210元的老张自己喜欢,??那!就成啦!

    我这些心理活动都没敢告诉老张,我和老张也是有“代沟”的。

    二,亲历卢沟桥事变的日本军人和中国军人何去何从?

    亲历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兵目前在中国大陆还有9人,平均年龄90岁以上。在抗战8年中,中国军队牺牲最大的要属29军。不仅是高级将领为抗战而死,军中战士牺牲亦不在少数。在卢沟桥事变之后,29军虽经数次改编,仍然在抗战第一线与日寇血战。{第一集团军;77军冯治安、59军张自忠}以抗日战争后期的贵州的独山战役为例,张可宗所在的部队就参加了。

    我从1991年开始,在日本国采访亲历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在6年时间里,我前后采访了二十几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根据日本老兵回忆,参加卢沟桥事变的日本军队最后大部去了缅甸作战,他们在那里全部“玉碎”(战死)了。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北京卢沟桥挑起事端,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参战的日军系列是:

    {一}平津路沿线

    北宁路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辖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第二十师团{川岸文三郎}。河边旅团{河边少将、牟田口大佐}。

    {二}平绥路东段沿线

    张家口方面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二旅团,第十五旅团等。

    {三}平汉路北段沿线

    第十四师团{土肥原贤二},第六师团{谷寿夫}等

     {四}津浦路北段沿线

    第十师团{矶谷廉介},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等。

    上面介绍的河边旅团中的牟田口廉也大佐,时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8日凌晨4时,牟田口威胁中方谈判代表,要进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要中国军队让出宛平城东门,被我代表王冷斋严辞拒绝。4时23分,牟田口下令在现沙岗村大枣园沙丘阵地的炮兵向宛平城开炮,牟田口在卢沟桥打响了第一炮,亲手点燃了战火。为此,天皇裕仁亲授其金鹰三级勋章,晋升为少将。1941年11月6日又晋升为中将,编入南方军,参加太平洋作战。1944年3月8日,日军发动“乌号作战”,牟田口率第十五军3个师团及特种团计15万余人马,在缅印的胡康地区、科希马、英帕尔、伊姆法尔地区,被中美、英印联军和中国远征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十几万,所剩残兵败将又大多患痢疾、疟疾等疾病,在大雨和饥饿中挣扎,牟田口恼羞成怒,一口气将三个师团长撤职,创日军建军以来的奇闻。经过几个月的雨季大溃败,牟田口的十五军已所剩无几。日军大本营异常恼怒,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和参谋长全部撤换,牟田口廉也也被解除军职,编入预备役。牟田口羞怒之下自杀。

    上面介绍的北宁路日本驻屯军原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是日本佐贺县人。1880年出生,时为中将军衔。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严辞拒绝。8日凌晨,田代在司令部召开会议,下达进攻命令,日军猛攻卢沟桥及宛平县城。中国驻军奋起还击,并于8日夜夺回了龙王庙及铁路桥,打击了日军的气焰。7月11日晨,日军统帅部做出向华北派兵的重大决定,还命香月清司中将接替指挥不力的田代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闻讯后,羞愤交集,于15日突发心脏病暴亡。

    上面介绍的河边旅团中,有个森田彻中佐。他1890年生,1936年调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副联队长。“七?七”事变时,森田彻在现场指挥日军“演习”,是日方战地谈判代表。据中方战地谈判代表回忆,这个矮家伙是个态度极为蛮横的法西斯军人,极讨厌。由于积极参加“七?七”事变和进攻宛平作战有功,获金鹰三级勋章。1938年3月1日晋升大佐,调任关东军第七国境守备队队长,驻屯在中国东北北部边境地区。1939年5月11日,关东军挑起诺门坎战役,与苏蒙军激战,关东军损失惨重。8月2日,森田彻大佐调任23师团步兵71联队任联队长,接替战死的代联队长东京治中佐。由于朱可夫率领的苏蒙军是由飞机、大炮、坦克和骑兵组成的立体作战,日军联队长以下官佐大部分战死。森田彻上任就面临苏军坦克群,阵地接连丢失,他驱使部下靠近坦克投掷燃烧瓶、手榴弹,但苏制坦克使用柴油机,又高又大且装甲厚,日军对它奈何不得。战到22日,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到26日上午,森田彻大佐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和密电码本,头缠白布条,率残部跳出战壕,挥舞战刀冲向苏军坦克群,集体“玉碎”,森田彻刚冲出几步,即被坦克重机枪射倒,还未来得及做天皇亲授金鹰勋章晋升将军的美梦,就被苏军坦克碾为肉饼,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一木清直少佐,是事变中第一个开枪的日军。同年10月8日越级晋升大佐,获天皇授予的金鹰三级勋章,擢升为关东军第七师团步兵第14旅团第28联队长,调中国东北作战。1942年4月底,第七师团以步兵第28联队为基干,组编成旭字一木支队,一木清直担任支队长,率精兵3870人,于5月5日乘船南下,去参加攻打中途岛作战。6月6日,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惨败,8月7日,一木奉命支援瓜达尔卡纳尔岛,18日晚,一木支队在瓜岛登陆,发起争夺岛上亨德森机场战斗,因缺乏足够的重武器和火力支援,损失极为惨重,一木清直也多处受伤。于是他命令通信队向其上级发出“一木支队全军玉碎”的电报,满身是伤的一木,躺在瓜岛潮湿的丛林里,眼睁睁望着美国海军陆战一师的坦克张开血盆大口轧来,这个军国主义狂徒眨眼便粉身碎骨。

    以上介绍的亲历卢沟桥事变的侵华日军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他们多数战死在异国他乡,少数军官回国了。但是,终究他们也没有逃脱历史对他们的审判。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谷寿夫是押往南京公审后被执行枪决的。

    {作者说明:以上段落参照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七七事变》一书,新华社出版的《日本军情内幕》一书,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一书。}

    三、我特别想让CCTV在卢沟桥事变70周年的时候采访老张

照片说明:张可宗夫妇手持残疾人的证明以告诉各位生活的艰辛

    “老张,你脱了裤子给我看看卢沟桥事变时受的伤?”老张身上有两处枪伤。

    张可宗在赵登禹的132师,在大红门作战时,他腹部中了一枪。是流弹。张可宗说,当时,天下着雨,伤员太多,军医潦草切开伤口,取出弹头,又匆匆忙忙地给缝合上了。如果不是流弹的话,就是说:在正面300米处射击,子弹也会穿过去了。手术完,包扎上,马上还要在泥水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行军。老张说:“那种情况下,部队根本没有战斗力。大的辎重都扔在泥水里了,人都快被拖垮了,何况……”

    老张第二次受伤是在1940年,日本鬼子的子弹从他的右臂穿过。当时,是在湖北踵祥县和日军作战,何基沣是师长。

    老张告诉我,他爷爷的叔叔是张之洞,他从小念书受的教育就是爱国、爱中华民族。他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11年里,他亲手消灭44名侵华日军官兵。“每一次亲手消灭一个鬼子,我都在步枪的枪把上用刺刀刻上一道。”老张叹口气说:“我的战友牺牲无数,很多人就在我的身旁中弹倒下……我活到今天,是幸运的。”

    老张说:“那都是70年前的事情啦,战争就是苦难的旋涡,谁被搅进去都不好受。我不希望中国和日本国之间再有战争!战争留给我的苦难记忆,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些日本兵,我们当年血肉相拼的敌人,他们今天还有人活着吗?参加卢沟桥事变的日本兵,一般是日本老兵,他们的战斗力非常强。尤其是关东军过来的部队,单兵作战能力强。从射击、白刃战、夜间作战,都是好手。70年了,他们如果活着的话,也成人精了吧?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活着的话,我希望他们为和平做点事情。”

    老张的夫妻感情非常好。他的老婆也80岁了,瘫痪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全是老张一个人里外忙着。我请老张在门口饭馆吃饭,买了一只鸭子,他向饭店借了一个小盆子,先分出一半儿来给老伴儿留着。

    我和老张在一起就感觉自己像个大财主:“重庆鸭子多少钱?20?!咱吃去!”

    我和贪官污吏在一起就感觉自己穷的像个叫花子,没有脸见人。

    老张对我说:“她对我太好了,我对她也是不离不弃,一生相守。”

    目前,老张借亲戚的房子暂时居住。不久,还要搬回他的破房子住。

    老张每月的纯粹收入是210元,多一分也没有。他老伴儿的纯粹收入和他一样,也是210元。两人加起来就是420元,已经不少啦。他们还符合重庆市“低保户”的各种条件,所以,有医疗方面的关照:老张的老婆因为卧床不起,所以,享受每一年300元的医疗补助。

    我对老张说:“明年是卢沟桥事变70周年,我特别希望中央电视台在什么节目中播放对你们的采访。如果采访你,我希望中央电视台能把你们夫妇请到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重庆朝天门码头。那里,八面临风,四面向阳,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俯瞰江中轮船悠然,自天降,穿越群山汽笛声:‘呜??’,‘呜呜??’……我们人类社会的历史和在朝天门码头上看见的宏观场面一样;您老张在那里讲讲70年前的卢沟桥事变,该有多好!”

    老张说:“要得!我的老伴儿也有5年在床上了,她能看看历史的潮流,能看看社会的变迁,能看看中国人民苦难的过去和幸福的未来,很好。”

    他笑着转身说:“??老婆子!听见了吗?”

    我说:“先不要高兴。中央电视台也许不会有人对你们感兴趣呢。”

    老张显然很扫兴地问我:“如果感兴趣,29军别的老兵也访吗?”

    我说:“当然。”

    我向老张介绍韩立才的电视画面:

    “我1999年,和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三个同事访问过韩立才先生。时至今日,94岁的韩立才先生仍然一个人生活,一个人扶着墙上楼下楼,一个人上街买菜,一个人点火做饭。因为,他的部队在1948年向共产党军队投诚,所以,他现在是革命老干部。老韩现在每月工资2600元,医疗有保证。“七七事变”辗转将近70年了,韩立才依然对他的老部队29军怀着深深的感情。94岁的他依然每天工作,收集、整理、撰写文史资料。最有电视画面感召力的,是他的几个大书柜,书柜里摆满了他与29军官兵的通信信笺。
 
    这就是他从1983年退休后就一直从事的工作,22年未曾间断。他的书柜里,分门别类放着六叠厚厚的材料,其中有喜峰口大捷前宋哲元写的“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复印件。

  他最高兴的,是自己精神很好,‘这也是整理材料、不断用脑的功劳’。有人恭维他能活到120多岁,他说,‘我只要活到100岁就够了。’而他津津乐道的,是用自己收集撰写的材料为战友平反的事。因为历史原因,29军一些官兵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被打为历史反革命,其中包括“七七事变”前夕驻守卢沟桥的团长戴守义和29军骑兵连连长陈振凯。上世纪80年代初,韩立才找到了他们抗战事迹的材料并寄给他们所在地的政府,接着他们被平反了。

    韩立才说:“我引用了你《最后一批人》一书中的几个段落,你可别起诉我呀。”

    我说:“老韩,咱们搞历史的相互引用几个字很正常。您引用,我高兴呢。”

    22年来,特别是80年代,韩立才亲自前往全国各地几十个县市拜访了几十位老战友,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且依然和健在的战友保持联系,通信,或者偶尔见面。

    天津的92岁的孙敬生的电视画面是这样的:“他和女儿生活在一起,由于在1948年向共产党军队投诚,所以,他现在也是‘离休待遇’每月3600元。老孙最耿耿于怀的是没有领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颁发的纪念章。说着说着,他会潸然泪下。”

    90岁的冯义田最凄惨,一分钱也没有。他住在天津儿子的家中。冯义田儿子家在天津市静海县良王庄。去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由于没有发给他纪念章,他也四处奔走、理论。可是,一个糟老头子,绝对无任何人理会他。去年他在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里还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回答说:“莫说我在职、会丝毫不起作用;更何况我已经走下工作岗位了。” 由于失望,他就此一病不起。

    我如果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的话,我会建议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给这些曾经在卢沟桥上为祖国流血牺牲的老战士们开出“推荐、介绍、证实、商榷”一类的公函,协商地方政府给他们发出抗日战争胜利60年的纪念章。“难道我们13亿人口的国家就不能善待这仅存的9位老兵吗?”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我们每人出一分钱给抗日老兵,他们的生存条件会有多么大的改善呀! 

    我两次采访冯义田时,他都对我回忆起1937年7月前后,北平市民、学生、工人到29军慰问的情景。那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品、鼓励信笺、汇款邮件络绎不绝……

    冯义田生于1916年,于1936年参军入伍,成为29军132师28独立旅684团3营10连的一名战士。军长宋哲元,师长赵登禹,旅长柴建瑞。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回龙庙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随后,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7月30日日军猛攻北平南苑,中国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23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次日北平失陷。此役后同年9月,29军扩编为第1集团军(司令官宋哲元),冯义田所在的132师和37师被合编为77军(军长冯治安)。其中77军下辖37师(师长张凌云)、132师(师长王长海)、179师(师长何基沣)。根据国民政府的战区序列,1937年10月,第1集团军参加了津浦路北段和平汉路北段对日作战行动。10月第1集团军番号撤消,改称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副总司令冯治安),1940年张自忠将军殉国后冯治安为总司令。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第33集团军改称徐州绥靖公署第3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下辖59军(军长刘振三)、77军(军长何基沣,后为王长海)。

    抗战胜利以后,冯义田曾经在河北河间一带当兵,后在天津做过警察的工作,约在1947年离开警察工作回家种地。

    “唉!……到底是接近70年前的事情了,大家把29军都给忘喽。”老冯对我说。
 
    90岁的崔金品在河南,他的电视画面就是劳动。村里人们至今说:“国民党的兵痞都不是什么好人。你们好好听着!别学习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是我最想采访的内容。另外,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他一起放几天羊。

    老张问:“??你还没有去采访河南省的崔金品?你可说了好几次了!”

照片说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北平市民慰劳团慰问29军官兵
照片说明:民间史学家兰子刚刚采访重病在身卧床不起的29军老兵冯义田老人


四、87岁亲历七七事变29军老兵张可宗自转
照片说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中29军官兵奋勇抵抗侵华日军



    我张可宗系河北南皮县人,生于1920年4月15日,1934年5月参军,在二十九军一二二师特务团工兵营三连当战士。当时部队驻张北县,师长是赵登禹。1935年迁驻完县;1935年12月迁驻北京南苑15营房,而后又迁到第7营房。对面200米即是日本欧亚航空公司,驻有一个排的武装力量,日本军人保护机场。

    1936年12月迁驻邱县训练新兵。我工兵营长韩永顺升任132师28旅684团长,1937年5月迁驻河间府,当时北京已开始紧张。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即在卢沟桥对我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侵略战争。

    当时37师吉星文在桥上只驻有一个排的兵力,敌人向我寻衅攻击时,我方官兵奋起抵抗,誓死捍卫祖国疆土,在敌重我寡态势下我官兵伤亡十分惨重,当援军闻讯赶来时,全排官兵尚存8人,排长已为国捐躯。军长宋哲元命令副军长佟麟阁率领132师及军部直属部队以及军训团驻守南苑。7月28日,副军长佟麟阁及132师师长赵登禹亲临一线指挥作战,二位将领多处受重伤后为国殉难!是役,我腹部中流弹,轻伤。

    随后,我28旅在河间接到命令后,于是日晚在河间大操场为阵亡将士开了追悼会后即开拔到天津静海县,继而部队到达沧州马场姚马渡、小药铺一带与日寇浴血奋战两天两夜,把正面之敌全部歼灭,日军被牵制21天,不给以喘息之机;我28旅是生力军,把敌人消灭两千有余,并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我团伤亡约三分之一,700多人。第一营营副受轻伤;第二营营副受重伤;第三营营长史永祥受重伤,营副阵亡,副团长亦受伤。

    我旅两个团奉命收复静海县,我团先进攻火车东站而后再进攻城内,我团刚到达冯口即接到命令:立即去大名府迎接143师??刘汝朋师从张家口退出。我旅到达大名,我团驻大名以北20华里一个寨子,顺利的迎接了143师的到来。
 
    他师奉命到德州一带整补。143师走后,尾随143师追来的日军,前面有100多辆坦克车,由一字形变成人字形向我部推进。坦克车是上空有气球向坦克车联系,气球上空跟随有战斗机和轰炸机;坦克后有骑兵,骑兵后是步兵,来势汹汹!

    我团驻在大名以北20华里土寨子上,我军严阵以待。日本鬼子的坦克车在我阵地前几十公尺徘徊,不敢向前推进,坦克只能用炮火胡乱向我轰击;战斗机用机枪瞎扫射;轰炸机无目的地投下了数百枚炸弹。因为日本鬼子已战斗了一个多月了,人员疲惫不堪,士气十分低沉。经几小时鏖战,日军未前进一步,即自动向后撤退。我旅完成坚守任务后奉命到南乐、深县一带布防。不日到达德州以东20华里处后赓即派100多匹骆马去德州西南角40华里四女士去领给养,天亮出发,团长派我到四女士沿河一带去找团副回团。

    我是八点钟骑自行车走的,快到德州时遇见韩复渠第三路军由德州东门出来向东北方向退走。我询问很多军人,都说不知道情况,后来问到一个旅长的随从他向我说:现在德州部队已经撤走完了,日本人马上要进城了,叫我不要进城去。当时我认为:我团去四女士领给养的人早已过去了,领走给养后赓即进了南关。当时日本鬼子都睡着了,由于德州是石板路,100多匹骆马的马蹄声将日本鬼子吵醒了。当时并未听到枪声,以为城里还是韩复渠的部队,哪知已变成日本人了。日本人向我追赶时,我军只好将给养迅速卸下,拉着骡马一边对抗一边撤退。回团时给养一点没有了,夏团副在这次战斗中殉国,回团只有50多员官兵和50多匹骡马了。

    我骑自行车并未赶上领给养的人,我知道德州城内的部队一枪未发便撤走了。我回来向团长汇报了情况后,团长及时给何基丰师长(刚成立的179师)汇报情况。很快何师长来到我团。何师长说:我师虽说没有战斗任务,只要韩复渠的部队在德州,我们就不能撤走,否则是要杀头的。(何基丰在淮海战役时任第三绥靖区付司令,同参谋长张克俭率领三个半师,由徐州以北40华里处贾旺煤矿出发到济南起义,解放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团长向师长介绍:张可宗(时任684团中尉副官)刚从德州回来,了解情况:德州东门一个哨兵都没有。师长向上级汇报此情况后,上级命令我师向临沂方向出发去支援38师。(张自忠师)

    我团先后参加过潢州战役、徐州战役、台儿庄战役。从徐州下来后我团又参加铜关河对岸道口战役。当时我团第一营营副秦国才向日本指挥官射击时没命中,反而被日军指挥官在奔驰的马背上、用战刀把秦营副的脑袋劈出100米外。是役我团伤亡过半。

    1931年长城抗战,即九一八事变,在喜峰口打日本鬼子。我29军中,当时赵登禹任37师109旅旅长,而后到张北县升任132师师长。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有14年,我张可宗就有11年,我是1934年5月份在张北县入伍的。

    1939年5月我军即转移湖北随枣战役,12月18日张自忠总司令指挥我132师395团奇袭钟祥县东北之日军??13师107旅旅部及104团。大部被我团(内有394团1个营)消灭,都是用大刀砍、劈,被砍、劈的日本鬼子有1000多名;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其余败兵向钟祥县城内仓皇逃窜。

    1940年5月份张自忠总司令是在襄河以西过河东宜城;亲临一线指挥战斗。(当时本应由77军军长冯治安兼副司令去指挥的)敌军兵力数倍于我;武器装备优良于我,日军用大炮向我轰击;日机用机枪向我扫射;地面部队也多次向我发起攻击;血战数日,多数将士英勇殉难。战斗到最后,紧随张自忠总司令周围的官兵只有30多人,总司令拿起冲锋枪几次向敌人冲杀,由于他多次受重伤,行动不自如,最后用佩剑自刎,当时是1940年5月16日。我所在的部队正在迂回包围日军,准备接应张自忠部,途中得令:

    “停止前进,张自忠部已经全部阵亡。”

    我后来听说,国人对我们参加卢沟桥事变的军队爱戴有加。

    5月17日冯治安付总司令派人到陈家集将军遗体运回;5月21日冯治安派人将张将军的灵柩运往重庆,途中下午到达宜昌,沿途自发送殡的群众达10万多人。这时大群日机又一次飞临上空盘旋,嗡嗡吼叫,但人们毫无惧色,秩序井然地护送着灵柩浩荡前行,沿途路侧布满香案花果,香烟缭绕,鞭炮轰鸣,有的人掩面哭泣,有的人躬身拜揖,有的人不停的挥动着白色毛巾,有的人匍匐在地嚎啕大哭,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还有一位老太太听说张将军的灵柩将要运离宜昌,天未亮即起身做面食,并说:我要为张将军做顿北方饭。由此可见,群众对抗日英雄的崇敬之情了。

    5月28日到达重庆储奇门,蒋介石、冯玉祥等文武百官臂缀黑纱,登轮饶棺致哀,在储奇门为张将军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祭奠仪式。通电全军,表彰了张将军一生的卓著功勋。

    1941年,襄河以东陷入敌手后,我军驻防荆门、远安、南漳、当阳一带,经常到襄河以东袭击日军。我1941年12月在132师395团一营一连当排长,奉命到均县草店武当山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受训,1943年10月10日毕业??黄埔18期毕业,毕业后仍回原部队。部队驻防当阳,对面方桌山前哨阵地,我军每季度用一个团的兵力向当阳日军阵地进攻一次。日军从未向我军进攻过一次,当时日军再无力向我国土入侵,兵力弱了,士气低沉。尤其是我远征军把日本装备精良入侵缅甸的军队彻底歼灭,一个都没逃脱,注定了日军的土崩瓦解,同时把进贵州独山之日军也全部消灭。
  
    1944年春,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侵华日军遂孤注一掷,企图打通桂黔大陆交通线,进军大西南,以图速决中国战场。1944年冬,日本侵略军第11军第3师团、第13师团主力,兵分两路从广西北犯黔南,同年12月2日独山沦陷。

  日军占领独山后,对县城内民房纵火焚烧,所到之处抢掠烧杀、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对工厂、军需、通讯、铁路、桥梁、隧道等各种设施全部烧光、炸光。

  根据侦察兵报告:12月4日下午5时许,10余名日军持火把进入独山洞口,欲将掳掠来的数名妇女迫入洞内强暴。但火把引爆原二十四兵工厂隐藏此处的数千箱弹药,爆炸声震数10里,藏匿洞中的村民、难民100多人被炸死,进洞日军亦全部炸死(现仍存洞口遗址)。

  同日黄昏,日军开始撤离独山,全城爆破声震撼大地,烟火冲天,县城一片火海,大火持续7天7夜,举目四望一片凄惨,空前浩劫,惨不忍睹,数万军民罹难。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史称“黔南事变”。

    1944年12月,我们部队一路长途奔袭开进贵州独山和兄弟部队一起与日军决战。

    我1945年6月调运输兵29团第一营二连当连长,同年8月15日,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的向中国投降,8月中旬我被调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警卫团第五连当指导员。

    抗战8年,从九一八算起我是11年,我是29军的抗日老兵,现全国只有四人(包括我在内)。由于历史的原因,我现在没有退休单位,我与老伴依靠低保维生。我老伴79岁,四年卧床不起;我已满85岁,自身体力不济,完全依靠我扶持、照顾她,做饭和倒大、小便等。我俩年老多病,几乎天天在吃药。

    今年全国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全国政协委员张庆成等靠呼吁有关部门要妥善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希望有关部门给予重视。如能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照顾,我俩还能过上几天八年抗战的老兵胜利后的幸福生活,我俩翘首以盼!

    抗日战争前后历时八年,(如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则为14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万万中华儿女,无论男女老幼、不分民族信仰,均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军。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共攘外敌。国民党少将以上殉国将领就有155人之多;八路军17人、新四军4人;共计176人!如:湖北宜城战斗中牺牲的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北京南苑战斗的29军付军长佟麟阁将军;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还有在保卫聊城战斗中牺牲的范筑先将军以及无数牺牲的战士,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坚苦卓绝的奉献!所以我们应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为契机,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日前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一些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部分还健在,我希望有关部门应妥善安排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渡过幸福的晚年。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 军)

    (以上自转 29军老兵张可宗  2005年8月15日)

    人民网日本版  2006年11月06日
                  

照片说明: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占领卢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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