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Betty Barr,1933年在上海英国乡村医院(今华东医院)出生,父亲John Barr为英国最大教会伦敦会派来中国的神职人员,在麦伦中学(现继光中学)任英语教师,母亲RuthBarr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化专业的硕士,1930年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后在上海沪江大学任英语教师。直到1952年才离开上海。Betty Barr先后在上海西童女校和美国学校接受教育直至1950年离开上海赴美上大学。

    上海沦陷期间她与父母一起被日本人关押在龙华集中营。70年代,对上海充满感情的Betty Barr又回到上海,受聘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英语教师。1984年Betty Barr嫁给上海一位英语教师王正文先生正式成为一位上海人。她与先生合作在国外出版了“Shanghai Boy,Shanghai Girl”专述他们有关老上海的记忆。经他们授权于程乃珊女士,将此书编译改写成中文。本刊刊发其中一段,这是上海沦陷期间日控集中营的历史材料的首次公布。也是本刊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奉献的第一份纪念。

    进入龙华集中营

    1943年4月10日,日本人进驻租界后的一年多时光,Betty的10岁生日刚过了两天之后,那可怕的一天终于来了——进集中营。两张长长的封条交叉贴在大门口。这是日本当局的命令——所有在上海的外侨必须在指定日期内入集中营。

    其实早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之后不久,Betty已经听到双亲忧心忡忡地在谈论,英美侨民已开始被提到提篮桥监狱问话。更有人已被送到Haiphong Road(海防路,那里曾为公共租界美军兵营)专押外国人的集中营。

    当时Betty父母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为家庭命运前程担忧,并且日本当局已通知他们作“入营准备”。基于日本人规定,每个入营家庭只允许带四件行李,但他们并未限制行李的尺码大小。父母们叫来几个中国打包工,做了一个足以放入全家四张床、被褥的大行李。再用布将这件大行李缝起来。而且,再塞入四把折椅、蚊帐、园艺工具……反正,连带杯盘扫把洗衣板常用药品冬衣甚至Betty母亲的皮草大衣等等都打入那巨大的四件行李中。他们已预料到,将在集中营里熬过一个长期的暗无天日的艰苦日子!

    少年不知忧愁味,10岁的Betty还紧紧抱住自己的洋娃娃,开始她的集中营生涯。

    4月10日,Betty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自那天起,她的金色童年结束了。从此,四个号码伴随了她全家800多天:22/225、22/226、22/227、22/228,那是他们一家四口在集中营的代号。Betty的号码为22/228。她清楚记得那一天,清晨7点半三部三轮车将Betty一家四口送往原为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现西郊公园)——入营者的报到点。就这样,Betty父母在上海辛苦经营了十几年的家,三部三轮车就载走了!

    他们的营号为22,包括了60个入营的西方侨民,所以办理登记手续需要等候很长的时间,他们已筋疲力尽,纷纷瘫倒在俱乐部宽大舒服的大沙发上。就在这里,这些曾为天之骄子的西方侨民,度过了多少快乐悠哉的周末时光。然现今时过境迁,身在他们昔日熟悉的乡村俱乐部,往日的主人却成为阶下囚,不少侨民潸然泪下。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包括Betty,照旧在四周嬉闹,总算令沉闷的气氛有点生气。

    “一些被日本人从北方带到这里的羁扣在俱乐部的教会女员工,给大家准备了好多英国红茶,但少有人有心思去碰它们。后来大巴士来带我们走,在这整个过程中,尚看不到一个日本人。“我们被告知按照我们的编号上巴士,一切显得秩序良好,没有人哭喊也没有人喧哗,有的只是死一样的沉默。”Betty如此回忆。

    大约在上午10点30分光景,车起动了。有两辆分别载有日本人和国际红十字会的瑞士官员的车带头,然后是十辆载着西方侨民的红色巴士,后面跟着塞满行李的卡车,还有一辆修理车随行。每辆车有一半空间让随身携带的行李占了,以致一些男人们全程都只好站在那里。几乎每辆巴士都安排有个日本卫兵,不过Betty乘的那辆没有。

    犹如那部著名的电影《一个快乐的游戏》一样,慈爱的犹太爸爸在集中营里,还要尽力呵护爱儿,骗他说,只是参加一个快乐的游戏。Betty回忆起那天,所有的孩子们也只是以为出去野营度假。一路上经过美国礼拜堂徐家汇天主教堂……自从原法租界当局离开法租界后,这里的街道,开始变得杂乱无章、肮脏不堪,沿路走过的郊区田野,也显得满目荒芜。最后,到达目的地——龙华集中营。

    顾名思义,龙华集中营就在龙华,在铁丝网围起的营地内,可以遥望到那著名的龙华塔。龙华集中营的官名为C.A.C,就是今天的上海中学校址。

    当车子在集中营大门口停下时,大约有千来名外侨已被关押在里面。他们在建筑物屋顶向这批新来者挥手——又来了一批风雨共舟的难兄难弟!Betty与家人努力在这批难友中搜寻了一遍,发现并没有一张相熟的脸孔。他们顿觉十分孤单,一种举目无亲的感觉。

    作为营内第十组的成员,Betty目睹双亲填写了一张类似行为守则的表格,大意为入营者必要遵守营内一切规章制度,不做有害于日本国的任何支敌助敌活动,不违抗营内任何指令,服从营内当局人员管约等等。

    待大家都领到营卡入营号码时,被再次集合在一起,由集中营的日方司令HaYaShi先生给众人训话。HaYaShi说他本人也在英国学习了一段时间,所以他也十分体谅大家的难处和困难……假惺惺地显出通情达理的样子。

    训话完毕,就各自开始安顿“新家”。Betty一家四口,被分配到一幢两层红砖小楼朝西北的只有12×14英尺大小的房间,比Betty在愚园路家她自己独立的房间还小。不过,他们还是值得庆幸的,他们总算还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而许多家庭必须合住一间房间,至于那些单身的难友更惨,他们像沙丁鱼一样50多人挤在一间长房间里。

    最大的困难是,那小小的16平方房间如何都容不下他们的行李。光那四张床铺就已将房间塞满了,其他东西只好堆塞在门外过道上。因为大家都如此将东西尽可能堆垛在过道两侧,以致过道只留出窄窄一条通道。整个二楼住着24户人家,共用一个盥洗间。

    整个龙华集中营内共有10幢房子,其中E楼和F楼最靠近大门,这大概是上海中学被日军占领前的教学大楼。那里的房间都很大,想来原先应是教室,现在用被单、纸板等分割开,几户合住一大间。在F楼后面是礼堂,礼堂后面就是几排长长的低矮的平房,分别为A、B、C、D座。而围绕着这些建筑的一些小别墅式房子,则被日本官兵们占用。还有一个18张床位的医院和一个小农场,农场养着两头奶牛、几头猪和一些家禽。整个集中营有两个公共食堂和两个公共厨房。

    进营后这些向来养尊处优的西方侨民首当其冲的考验是——伙食。他们从前一向是舒服地坐在铺着浆洗得笔挺的餐布的餐桌前,等候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