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二十九岁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以一本严肃的历史书《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举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的作者之一,实在是连她自己也意外了。该书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于美国发行,到现在已经出售约十万本,第十二次印刷,在畅销书榜上名列第十一位。二月五日至七日在休斯顿访问的张纯如说:“该书的成功,一半归于华人社区的积极支持和推动,华人等这本书等了六十年;另一半归于日本残暴的行径,许多美国人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的事,读完书后,他们都震惊了。”的确,各地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会员们积极向同胞和美国人士推荐这本书,张纯如访问休斯顿,也正是应了史维会休斯顿分会的邀请。在几次演讲中,美国读者常常表示他们的震惊和无法理解,连连询问:日本人怎么能够这么没有人性?

《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一书采用了日本电影《罗生门》的艺术手段:从受害者南京居民、行凶者日本军队、目击者外国人士三个角度来叙述这一人类历史上最违反人性的犯罪,并且列举了日本政府试图掩盖、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行为。花了两年时间研究、访问当事人、收集资料才完成这一著作的张纯如说:“写作这部书,使得我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既有作出最伟大事业的潜能,也有犯下最邪恶罪行的潜能,一切依赖于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条件。”张纯如说,她写作这本书的另一个认识是,权力的集中最易导致违反人性的罪行发生,民主是预防暴力的最好方式。

在为写作该书收集资料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德国纳粹份子约翰?拉贝(JOHN RABE)记录南京大屠杀情形的日记,而最让她感慨的也是这位“中国的辛德勒”拉贝。在日本对南京大肆屠杀、强暴妇女时,连在南京的纳粹头头拉贝也无法忍受,他带领二十多位外国人士成立了南京安全区,挥舞纳粹的万字臂章作为防范日本士兵的护身符,拯救了二十五万南京居民。回德国后,拉贝向希特勒上书递交了一卷影带和他目击南京大屠杀的说明,期望德国能够施压促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政策,结果却遭受盖世太保逮捕审讯,命令他从此在这个话题上保持沉默。二战结束后,拉贝又因为纳粹的身份受到盟军的审判,没有工作,营养失调,虽然南京人民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他集资寄去食品,拉贝很快在一九五零年就去世。张纯如说:“有的人的命运似乎总是阴错阳差,HE WAS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当我打电话告诉父亲拉贝的故事,并给他念一段拉贝的日记时,我父亲感动得眼泪都涌出来了,称拉贝是个英雄。”现在,拉贝的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各种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

在休斯顿举行的几场公开演讲中,听众们提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残忍超过德国纳粹的日本行径,怎么在亚洲以外鲜为人知?张纯如认为,一九四九年后,台湾和大陆两个政府为了争取日本的外交和经济支持,都不向日本算帐,害怕疏远日本;美国为了对付是共产主义的苏联和中国,要拉日本为盟国,也对日本的行径不提甚至加以掩盖,冷战的格局是造成这一历史惨剧被人们遗忘的主要原因。虽然张纯如在书中和演讲时如是批评两岸,但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和台北驻休斯顿办事处在张纯如访问休斯顿时,都邀请她前往会谈以示欢迎。张纯如还说,两岸政府都向她打过电报祝贺这一书的出版,台湾天下出版社并将该书翻译成中文与英文版同步发行。大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媒体对该书反应热烈,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版该书中文版的计划。为什么?张纯如猜测,大概与她书中批评大陆政府不找日本算帐的因素有关。

张纯如非常希望本书能够翻译成日文出版,毕竟,日本政府官员在确凿证据前一再否认南京大屠杀曾经发生过的做法,是张纯如面临困难时促使她写下去的最大动力,她认为,只有认罪,日本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民族,那么日本人对张纯如这本书有什么反应呢?张纯如说,到目前为此,她唯一知道的反馈是,有一位日本读者在《新闻周刊》日本版上读到本书书评介绍后,中止了对《新闻周刊》的订阅以示抗议,所以,张纯如对于该书在日本发行,并不乐观。

虽然张纯如的父母皆在大学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她却走上了文学之路,毕业于新闻专业后曾经在报纸和通讯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张纯如说:“我从小就喜欢写作,喜欢这种自由表达的方式。而且,我们家其实是一个文学的家庭。”张纯如的祖父张铁君是一位有名的政论家,一位姑姑是专栏作家,而且,她的家庭与南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祖父张铁君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南京现在还有她的一些远亲生活在那里。在美国生长的张纯如,能够讲一口还算流利的中文,她感谢父母那时在家中用中文对话,使得她至少在口语上掌握了中文,对她到南京和台湾访问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帮助不小。

《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是张纯如写作的第二本书,她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THREAD OF SILKWORM),张纯如花了三年时间到杭州、上海、北京收集资料,该书描写了钱学森深入参与美国军事技术,贡献甚巨,事业蒸蒸日上时,却忽然被无名指责为共产党员,被当时恐共的美国遣送到大陆,后钱学森成了中国的飞弹之父。张纯如自认她这部著作写得也非常好,一九九六年出版时,许多报纸杂志给予了很高评价,但销售却平平,而且因为不详的政治原因,也未能在大陆出版。张纯如说:“第二本书成为畅销书,我不能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应当珍惜。”的确,这本书的出版本身,也是有几分幸运的。张纯如说,她在写作时,该书出版社正在进行大规模改组,取消了许多出书合同,她的编辑也被解雇了,甚至有人说一家日本公司打算购买这家出版社,她说:“这事真的发生的话,我的书大概就会给毙了。”该出版社终于走上正规,她的书幸运地得到出版,甚至一跃成为畅销书。这样的意外好运,对她有什么改变吗?张纯如回答是:“累,我的时间不够用了。”的确,仅仅看看她在休斯顿短短两天多的日程:二月五日下午抵达后即应邀拜访中国总领事馆;晚上在莱斯大学演讲;二月六日上午接受台北办事处邀请,中午与莱斯大学部分教授进餐,晚上接受美南作协邀请座谈,中间并穿插了几次接受电台报纸专访;二月七日,上午、下午分别有两场针对华人子弟的演讲,下午并在书店为读者签名。张纯如说,自该书出版以来,她已经访问了二十多个城市进行演讲。

作为严肃的专业作家,可以说张纯如已经踏入了成功的领域,但她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以后的作品就写来轻松,她现在居住的加州地区,是作家云集之地,其中不乏二十多岁出名、此后建树的作家;何况,写作是一个很难捉摸的行当,有水平的作品不一定流行。张纯如说,文学界的人们还是很喜欢“饥饿的艺术家”这一套,如果作品好不流行,文学界的人对你很尊敬,但自己却是没饭吃;象她现在这样作品畅销,一方面有的同行嫉妒,另一方面,有的同行看不起任何“畅销书”作者,认为这是迎合大众低级趣味的结果。所以,畅销与否,在文学界都左右难处。张纯如认为,写作是一项烦琐、耗费身心和体力的职业,是不断改写的过程,无论写作真实或虚构的故事,百分之九十的精力需要花在收集资料和研究上。在二十三岁就与一位白人工程师结婚的张纯如说:“我认为早婚对我的事业很有帮助,这样我就将本来会花在约会和建立男女关系等上面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我的写作上。”张纯如称丈夫是自己的“最好朋友,经济筹划人,精神咨询家,按摩师”,虽然种族不同,但彼此有很多共同点。她希望将来有三个孩子,并笑说:“我已经二十九岁了,大概应该快快开始了。”与很多作家一样,张纯如有自己的一套写作习惯,她每天下午五点起床,与下班的丈夫共度家庭生活或者一道与朋友社交,当丈夫睡觉时,她才开始写作,直到丈夫在早上八点去上班了,她才去睡觉。这样,她有一段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的时间来写作,保证思路顺畅,因为,这时候没人打电话来,也无法打电话出去,电视节目不好看,电影院、商店都关门了。至于将来的写作计划,张纯如说她打算写一本关于亚裔移民如何在美国奋斗的史诗式的小说,因为亚裔移民都有很丰富的生活经历,但文学上却很少反映。此外,她说自己将来肯定也会再写关于中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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