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细菌战诉讼案自1996年开始调查取证至今，耗时十年，两审判决都因日本司法不公被判败诉。因之，有人对此诉讼很不以为然，各种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还认为这场诉讼没多大意义。其实，细菌战诉讼案的正面意义不容否定。它表现在：1、诉讼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犯罪；2、诉讼文书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历史教材；3、诉讼团是支持日本左派扼制日本右翼的强大力量；4、诉讼过程是反对细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呐喊。
The realistic meaning of litigation in the germ warfare
Liu ya-ling
Abstract:Up to now, ten whole years have spent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since the year 1996. China has lost two lawsuits because of unjust of Japan’s judicatory. This, therefore, aroused various arguments in public. Some are object to do so, while others even thought that there is little sense in lodging a litigation. Virtually, the positive side of litigation was allowed no negation. Its positive side are: first, the litigation disclosed the germ warfare crime and invasion to China. Second, the writ of litigation is a historical textbook with high academic value. Third, the litigation group is the strong power to support Japan’s leftists to suppress the righty. Forth, the process of litigation is the appeal for the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and against Japanese germ warfare.
从90年代起，中国人有20多起对日索赔案在日本进行，“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国家赔偿诉讼案”便是其中的一例。在这个案子中，180名中国受害者在东京与日本政府对簿公堂，奋起抗争。从1996年与日本律师洽谈委托事宜开始， 1997年8月4日正式起诉，2002年8月27日一审判决，2005年7月19日二审判决,随即进入三审程序至今，一共耗时十年，两审判决都因日本司法不公被判败诉。估计三审判决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改变。这桩跨国诉讼案历时十年尚未完结，被中日两国及世界各大媒体频频聚焦。尽管这起诉讼案两审判决都因为日本法院司法不公判原告败诉，但并不等于这场诉讼没有实际意义。十年的诉讼过程中，受害原告向法庭陈述的受害事实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军731部队犯下的罪恶，日本法庭在两次审判中都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日军731部队曾在侵华战争中秘密使用了细菌武器,是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为声援原告诉讼，中日正义人士紧密团结，为还原历史真相奔走呼号，使这一桩因历史而起的诉讼案具有了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 诉讼案充分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犯罪
侵华日军细菌战是在日本天皇的指示下以十分秘密的状态进行的。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庇护下特意隐瞒细菌战事实，使东京审判未能审判细菌战案犯。本次细菌战诉讼案是通过学者的研究，老兵的证词、受害者的控诉，把侵华日军三次大的细菌作战，中国六个地区受害为原点，一层一层揭开了日军细菌部队从组建到细菌武器研究，试验、投入实战的全部秘密。并且把指控的矛头直指日本政府。
1932年起日本军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研究， 1938年在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的操纵下，日军细菌战部队大本营??731部队平房实验基地正式建立。731部队对外打着防疫给水的旗号，背地里疯狂地研究和制造细武器。他们反复进行人体实验，从注射和涂抹细菌，观察身体变化开始，到与动物换血、人为的冻伤、减压实验等应有尽有。经过研究实验， 731部队的杀人魔王确认了一种传播鼠疫的最佳方法：“传染鼠疫的跳蚤”方法。即让跳蚤寄居在注射了鼠疫菌的老鼠身上吸其血然后通过散布这些跳蚤来传播鼠疫菌。他们认为这是最有杀伤力的细菌武器。
据日本律师调查的结论，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在进行人体实验的同时，在中国实施了三次大的细菌战，即1940年浙江细菌战、1941年常德细菌战、1942年浙赣细菌战。每一次战役都不像日本军后来所说的是部队自己所为，每一次战役都有“天皇大陆命”指示。本次诉讼案的受害原告都来自于这三次大战役中的六个受害地区。
细菌战诉讼案的一系列指控都指向日本政府，指向了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细菌战是日本政界、军方一直诲莫如深的秘密，战争结束时他们最早策划了对平房杀人工厂的彻底破坏，对细菌战资料的彻底销毁，在遣散老兵时规定他们死守秘密，致使很多老兵因保守秘密而失去了抚恤的机会。但这场细菌战诉讼把律师的调查和学者的研究有机结合，挖出沉睡在日本防卫厅的《井本日记》等有力证据，使之与中国受害者的陈述相互映证，同时媒体的宣传，律师的调查走访，唤醒了部分日本老兵的良知，他们勇敢地走上法庭，为细菌战受害者作证。使日本政府一直极力想掩盖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特别需要肯定的是细菌战诉讼案的一、二审判决中，法院虽然判原告败诉，但都无法回避地承认了细菌战的事实，认定731部队在日本中央大陆命的指使下，在中国平房进行了细菌武器开发，进行了不人道的人体实验，并在原告受害地进行了细菌战实战。造成了10000人以上的痛苦死亡。法庭认为：日军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违反了国际法，由此产生了国家责任。这应当说是一大历史的进步，是以法律形式凝固了这段有人要刻意丢弃的历史。从这一点上看，这次审判具有其不能否认的积极意义。
二 诉讼状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历史教材
诉讼是一项严谨的法律科学活动，它与一般的回忆过去完全不同，它需要受害者向法庭提供准确的受害时间、地点、过程、特征；必须有证人、证据，佐证材料，同时地域受害报告与个人受害报告必须完整结合。而恰恰这个方面的调查是我们存史工作中的不足。以前我们对抗战历史研究比较深入，对受害史有些勿略。相比之下日本、以色列、德国、波兰这方面作得比较好。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受害者都被登记到个人，每年给以抚恤。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能够刻下一个个受害者的名字，供人凭吊。但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大多数的惨案，受害情况都是一个概数，没有把受害者的姓名准确地记录下来。细菌战受害案更是如此，因为当时处于战乱时期，政府无能，对当时出现在城内的鼠疫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控制住，根本无力控制乡村的蔓延，更没有能力把整个受害情况进行调查，将死亡人数进行准确统计。
在诉讼开始后，为了向法庭提供准确的受害证据，常德、义乌、衢州、宁波等地广泛开展受害调查。各地都组织了由退休干部、老教师、当地有名望的社会贤达组成的调查队伍，他们采取查历史档案，开老居民座谈会，讨论个人受害报告，相互佐证等方法，确定了一个个受害家庭和受害村落的细菌传染来源、发病情况、死亡与幸存情况。如浙江义乌崇山村的调查就非常清楚。1942年5月日军1644部队发动浙赣细菌战，使鼠疫病在义乌崇山村一带流行。1644部队在确定了崇山村的鼠疫病蔓延后，竟丧心病狂地派出小分队在村子里进行活体解剖，制作染疫者脏器标本，了解其实战效果。实验完毕后，日军又一把火烧了这个村子，405间房子化为灰烬，1200人无家可归。这部血泪史崇山村人从1991年开始调查，到1997年起诉，得出结果，该村鼠疫死亡人数396人，占当时该村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区域调查中最有成效的是湖南常德市。常德市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以几位老年志愿者为基本力量，经过五年多的走村串户调查，不仅绘出了鼠疫传播路线图，画出了鼠疫受害重灾区，还采取了一系列科学调查方法，把常德把死亡名单精确到7643人。这次受害调查不仅抢救了一段受害历史，还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受害调查积累了经验。
正是因为诉讼中以一种严肃，科学态度对待受害历史，因而它引起了史学界，司法界，新闻界的高度得视。一大批中日学者走上法庭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细菌战案出庭作证。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辛培林，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教授陈致远，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日本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日本国立预防研究所细菌学研究员中村明子，而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大批从事史学、法学、生物学的专家。为此在诉讼案审理的十年中，中日美学者多次聚集在一起，以各种形式展开学术讨论，共同为诉讼案提供法理依据、史料依据。他们的参与使细菌战受害历史的科学价值得到凸显。
三 诉讼团是支持日本左派扼制日本右翼的一股强大力量
诉讼本身就是向日本右翼宣战，这次宣战是日本左派和中国民众联合的结果。
客观地说，本次诉讼的发起是日本左派。而且目前在日本开庭的所有中国人受害赔偿案都是由日本律师团代理辨护。每一个诉讼背后都有日本市民运动的组织在支持。但不能还否认的是没有中国受害原告的紧密配合，没有中国国内的强大声援，日本的市民运动将不可避免地夭折。
在细菌战诉讼案中，起发动作用的是日本静岗的中学历史教师森正孝和他领导的“日本细菌战调查会”。而在诉讼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由土屋公献领导的辨护律师团，同时我们的诉讼还得到了西川重则领导的“细菌战展示实行委员会”，渡边澄领导的“人骨问题研究会”，奈须重雄领导的“731罪行图片展览委员会”，三岛静夫领导的“ABC企画委员会”，高桥哲郎领导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吉田义久领导的“和平资料馆”等市民运动组织的大力支持。
在日本右派的力量大于左派。右派的背后是财团、政要，而左派的主要力量以中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为主，他们大多由律师、教师，医生、艺术家、有良知的老兵和普通市民组成。他们为了澄清历史，尊重历史，不惜时间、精力、金钱，多年来从事日军侵华历史的调查研究，并坚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宣传历史真相，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是真正的中日友好的使者，是中国人民值得尊敬的朋友。
他们的努力促成了一个一个对日索赔案在日本开庭，中国原告团的力量，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原告诉讼团出现在日本法庭上，为世界舆论提供了兴奋点。原告们的每一次演讲，都深深地震憾着日本善良的人们，日本的青少年得到教育，有更多的人参与还原历史真相的市民运动中来，极大地鼓舞了左派的斗志。而在原告诉讼团的背后强大的中国声援团更是让日本左派欢欣鼓舞，日本左派力量多次配合中国声援团在东京游行示威，到首相府请愿，在国会演讲，在日本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
对日索赔案也震动了日本高层。在细菌战诉讼案过程中，日本左派议员三次进行国会质询。1997年12月17日，日本参议员栗原君子向首相桥本龙太郎提出质询，要求政府公开731部队档案资料，解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研制和实施细菌战的犯罪事实。1998年4月2日，在日本参议院总务委员会会议上，栗原君子再次针对731部队证据向参加会议的内阁官房长官村冈及防卫厅、外务省、厚生省官员提出质问。1999年2月18日，田中甲议员又在国会上就日本如何反省战争责任，建立与亚洲的信赖关系，及731部队资料等问题进行了质疑。议员川田悦子，阿部知子都以不同形式向国会议会请愿，参加细菌战诉讼原告的演讲会，支持细菌战诉讼案，向全世界揭露细菌战真相。1999后日本126名支持澄清历史真相议员日本宪法精神结成恒久和平议员联盟，上书国会要求修改国家图书馆法，要求国家图书馆所有藏书，必须尊重历史，否则认定其违法。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日本所有正义人士的支持。有力的扼制了右翼分子的猖狂活动,壮大了日本左派的力量。
四 诉讼的目标是呼吁全世界反对生物武器维护人类和平
生物武器因为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安全，所以成为国际上禁止使用的战争方式。1907年的海牙条约、1925年的日内瓦协议书用国际条约的形式明文规定对其加以禁止。日本战争贩子于国际公约不顾，公然使用灭绝人类的生物武器，把自己推向了人类的对立面。细菌战诉讼案旗帜鲜明地反对细菌武器，维护人类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是正义之讼，正义之声，它发出的呼吁得到了全世界的响应。
美国华人组成的“抗日战争史事维护会”以前是为纪念南京大屠杀而成立的组织，在细菌战案起诉后，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诉讼团。1998年，在细菌战案开庭之后，他们特别邀请细菌战案诉讼代表前往美国举行“日军细菌战暴行报告会”。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率律师团代表，原告团团长王选率原告代表以及老兵证人一行11人在美国七大城市举行巡回报告，他们精心策划的各种图片展，演讲会与报告会交相辉映，在北美引起震动。
随后，细菌战诉讼案激起的舆论旋风刮向世界各地。美国历史频道连续两次播放电视纪录片《731部队：满洲的噩梦》。美国《纽约时报》长篇报道了日军细菌战。犹太人团体、华侨团体以及美国政府方面对如何追究日本细菌战战争责任问题进行着新一轮的讨论。1999年3月初 ，美国犹太人人权组织??西蒙?威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re)宣称，日本必须公开“二战”期间用人试验细菌武器的恐怖档案，而华盛顿应该撤销给予施行这些试验的罪犯的特赦令。他们还就日军细菌战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将向美国国会、政府提交在日本调查搜集的有关细菌战的详细材料，并要求国会调查日本战时罪行，并促请日本政府成立一个专家小组去调查有关人体细菌武器试验的事实。《美国之音》、《路透社》、《法新社》等国际媒体出席进行报道。
在各种舆论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下，1999年8月，美国加州众议员本田提出AJR27议案：“要求日本政府向二战受害人道歉及赔偿”。8月10日，美国加州议会通过这项特别法案，要求日本政府认真清算历史，向一切战争受害者作出“清楚的不含糊其词的”正式书面道歉，并支付赔偿。这项法案看似对日本不构成法律约束，但事实上它为中国人对日索赔开辟了新途径。日本在美国的主要跨国企业均设在加州，这些跨国企业中，如鹿岛、川崎重工、三菱、三井等均有过奴役中国劳工的历史，只要中国受害者或者他们的亲戚、后人有一人生活在美国，他们就可向加州法院起诉，要求这些企业作出赔偿。如果这些企业还像在日本那样不承认事实的话，加州法院只要判明事实就可以禁销该企业产品，甚至吊销其美国公司的营业执照，没收其财产作为赔款。日本新闻媒体称这是“再次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起爆剂”。
2000年12月，协调并推动美国参议员黛安?法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 ）提出S1902议案：“解除一切有关日军所犯国际法罪证的机密性 ”。12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S1902法案，要求对日本二战罪行记录档案全面解秘。这个法案现在已经实施，史维会组织力量在查阅，研究、翻译这些资料。可以想见，当这些资料经过整理后面世，我们又将迎来一个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的高潮。
在诉讼案进行之时,美国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9.11恐怖事件，紧接着出现了炭疽细菌袭击，反对恐怖主义，反对生物化学武器呼声更加强劲。人们把细菌战审判与现实的反恐斗争结合起来，细菌战案的每一次开庭，每一个关键时期，都是媒体关注，社会关注的高热时期，常德和浙江原告所在地多次组织声援团前往日本声援诉讼，每一次活动都有中日美法英多家媒体跟踪，每一个抗战纪念日，各种学术研讨会都围绕细菌战罪行，国际法理论进行学术研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世界呼唤:反对细菌战,维护人类安全!这个声音在诉讼的九年中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
细菌战诉讼案走过十年的艰难历程，尽管它两审败诉，如果再在日本最高法院三审，也难免维持原判的命运，但从中它体现出来的中国人人权的觉醒，体现的中日两国正义人士团结战斗的精神，体现的为真理献身屡败屡战的慷慨悲壮，感天动地。我们不需在意它的结果，我们需要的是在诉讼中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坚持真理的勇气，这种精神和本次诉讼的全过程将永远载入史册。
作者系常德日报社副总编辑。从事细菌战诉讼案跟踪采访九年多,著有《细菌战受害大诉讼》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