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右翼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右翼形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政治名词，日本的词典中并无“右翼”一说，其“右翼”和“左翼”的政治概念是借由法国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而对于日本右翼的概念，迄今尚无明晰确切而又被一致认可的界定。
1. 日本右翼的成因与背景。日本的早期右翼始于19世纪的末期。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竞相入侵亚洲，打开了日本闭锁260余年的国门。因这种“西力东渐”导致的日本国家治外法权与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以及因当时的明治政府实行“欧化主义”政策带来的日本文化、社会价值观的崩溃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使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既烦躁不安又忧心忡忡。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下，被视为日本近代右翼开山鼻祖的山头满、平冈浩太郎和内田良平等人于1881年2月提出“敬戴皇室，爱重本国”的口号，并为反对明治政府学习效法西方国家和发展资本主义发起成立了日本近代第一个右翼团体“玄洋社”，从而成为日本右翼的国家主义运动之源和法西斯主义者的大本营。
2. 日本右翼的发展阶段。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的右翼大体经历了“战前右翼”、“战后右翼”、“现代右翼”三个发展阶段。所谓“战前右翼”，是对二战结束前所有右翼组织及其思想的概称。受“玄洋社”成立的影响，自1881年起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掀起了组织结社的狂潮，“黑龙会”、“老壮会”、“犹存社”、“神武会”、“大日本国粹会”、“大日本生产党”等名目繁多的各色右翼团体纷纷登台亮相，至20世纪初期达到了高峰。据统计，1927年至1937年期间，日本的右翼组织共有634个，人数达12.2万之众。战前右翼总是与日本法西斯军部相勾结，不仅积极参与日本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谋划，且往往在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扮演马前卒和炮灰的角色。从策动“日韩合邦”，殖民统治朝鲜，到支持“满蒙独立运动”，肢解中国东北，无一不留下战前右翼的斑斑劣迹。
“战后右翼”，一般是对战后复燃至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日本右翼组织及其思想的统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对日实施军事占领的美国强行限期解散右翼组织，一律褫夺右翼骨干分子的公权并严禁其从事政治性活动和担任国家公职，右翼组织一度被迫偃旗息鼓。然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东西方冷战开始，出于冷战的需要和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的对日政策旋即由“抑制”改为“扶植”，并宣布停止遣散日本右翼组织，解除对右翼分子“褫夺公权的处分”，使得日本的右翼分子重出江湖，许多右翼团体死灰复燃，再度集结。据统计，到1952年的短短两年内，日本全国仅公开活动的右翼团体就已达270多个，共约5万来人。战后右翼虽承袭了战前右翼的衣钵，但因受国际冷战意识形态和日本国内政治保守势力的影响，它不仅淡化了传统的反美、反体制色彩，且把反苏、反共、重新武装奉为圭臬。
“现代右翼”，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新右翼”、宗教右翼在内的新兴右翼和即有右翼组织及思想的总称。据日本警方统计，到2000年，日本的右翼团体已发展到900个，总数达10万人①，已接近“战前右翼”的顶峰时期。而被称为右翼理论家的荒原补水则宣称，若包括“西装右翼分子”在内，日本全国的右翼分子共有353万人②。从组织结构上看，现代右翼主要由“传统右翼”、“新右翼”和从暴力团体转化而来的“行动右翼”组成；从思想理念上看，民族主义色彩更加浓厚。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右翼”。他们自诩是“新民族主义者”，叫嚣要“打倒Y.P（雅尔塔、波茨坦）体制”，对内主张“回归日本民族”，“回归传统”，“废除占领宪法（现行和平宪法），制定自主宪法”；对外则鼓吹排外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要求日本政府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
3. 日本右翼与右翼势力的表现形态。综观日本右翼的百年史，从其生成、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似可找到一种定律，即每当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其自感来自外部的“压力”或“威胁”增大，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突出、政局动荡、民心思变和危机意识增强之际，就是日本右翼思潮沉渣泛起，右翼团体活动猖獗和右翼势力迅速膨胀之时。作为民间团体的右翼虽人数不多，但由于它与日本各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社会上又有许多隐性的“西装右翼分子”存在，因此，当他们相互纠合在一起时，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右翼势力，其思想意识也极有可能成为导向日本社会政治的主流思潮。#p#分页标题#e#
至此，我们似乎可对日本右翼与右翼势力的表现形态作出如下的概述：所谓“右翼”，一般是指具有右翼政治思想理念、在政府有关部门被正式注册登记、行为怪诞而热衷于街头喧嚣或暴力行为的团体、组织及团伙。而“右翼势力”所指的范围则更加宽泛，它既涵盖一般意义上的右翼，更包括虽有右翼的政治思想理念却尚未明确加入其组织的其他“西装右翼分子”群体。这些群体中的个体分布于政界、财界、文化界等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他们虽有着右翼的言行却一般又不诉诸暴力，且碍于种种原因，大多都不公开承认自己是右翼，行为较为诡秘，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也更为深刻、广泛。因此，如果说被政府正式注册登记的右翼是“行动右翼”、“显性右翼”的话，那么，“西装右翼分子”就是“思想右翼”、“隐性右翼”。从二者对社会和政治产生的危害来看，毫无疑问，后者更应引起关注和警惕。
二、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变化与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1955年体制”崩溃等国内外局势的突变，再度为日本右翼势力的自我展示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和舞台；日本政治与社会的深刻变化所导致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新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抬头以及社会右倾思潮的泛滥，为日本右翼势力的甚嚣尘上起到了煽风助燃和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它正以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和特征活跃在日本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当中。
1. 组织恶性膨胀，结构盘根错节。随着冷战后日本的“政治整体保守化”和社会思潮右倾化，一些以前的“隐性”右翼分子误认为政治气候业已成熟，对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已无需再遮掩躲闪，转而索性由暗趋明，由幕后走到台前。仅就已知的情况看，从政界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联盟”、“自民党思考日本的前途和历史教育青年议员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议员会”、“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到文化界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日本历史修正协议会”、“要求纠正历史教科书之会”、“日本舆论会”等等，建组织之多，来势之猛，人数之众，可谓前所未有。而且，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些右翼团体在成员上相互交叉，组织上相互支持，行动上相互配合，政治上相互勾结，已在日本社会编织起一个拥有400万人左右的庞大右翼势力网络①。在这个网络中，财团、企业界的右翼资本家为“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出版、宣讲推销歪曲历史、美化战争的新历史教科书提供资助；学术界、舆论界的右翼文人为右翼团体出谋划策，提供理论支撑和舆论支持；右翼政客为其他右翼势力的行动撑腰打气，充当政治代言人；行动右翼则为其他右翼势力的政治主张喧嚣造势，扩大影响。
2. 政治目标趋同，思想观念“体制化”。当代日本右翼势力共同的最大政治目标，就是尽快甩掉战败国的帽子，摆脱现行和平宪法的束缚，使日本成为与其经济大国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恢复大和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以“普通国家”的身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从而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便称霸亚洲，重建昔日的“大东亚共荣圈”。所谓思想理念的“体制化”，即右翼不再一味坚持“反体制”的诉求，基本容忍现行的社会政治体制，或暂时不把改变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为主要的斗争焦点，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与现在的执政当局同流合污，成为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支持者和保守政党的同路人。
3. 行动肆无忌惮，暴力化倾向增大。暴力是日本右翼的传统手法，一般包括围攻、滋扰、恐吓、暗杀等。这些活动的具体实施者，多为右翼组织中的黑社会暴力团体，而幕后指示、支持、资助他们极端暴力行动的，大多是右翼政客、右翼财阀头目和右翼文人。这些暴力团体成员实际是日本右翼势力和政治保守势力豢养的打手，除时常开着高音喇叭车上街宣传右翼的理念外，主要是被用来对付日本的共产党、社会党等左翼政党和进步力量。在战后革保政治力量之间斗争最为激烈的年代，左翼政党的领袖、干部遭刺杀，其活动场所和办公设施被捣毁的事件时有发生。1960年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暗杀身亡；1973年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人身遭袭；1974年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己被预谋刺杀等，这些事件的凶手无一不是右翼暴力团的成员。#p#分页标题#e#
冷战后，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迅速膨胀，右翼暴力团的气焰更加嚣张，行动愈加肆无忌惮，暴力倾向明显增大，矛头所指的范围和对象也进一步扩展到有正义感和良知的其他政治家、政府官员和社会活动家。1990年1月，右翼暴力团成员开枪打伤曾指责“天皇负有战争责任”的长崎市本岛市长；1994年5月，当时的首相细川护熙因承认日本历史上的军事扩张行为是侵略战争而遭到右翼的枪击恫吓；1995年为阻止国会通过村山富市内阁提出的“战后50年决议”，右翼势力纠集200多个团体的2100余人和数百辆宣传车在东京示威游行；1996年1月至1997年5月间，右翼团体因教科书问题对相关出版社进行威胁的事件达140余起； 1997年，右翼势力共动员1710个团体，纠集7120余人，出动1860辆次宣传车，在日本各地开展“不能容忍自虐性教科书”的街头宣传活动，并捣毁东京一家反对右翼所作所为的民营广播公司的大门，冲击报道日本侵略事实的京都《中外日报》社。以上寥寥数例，足见当今日本右翼势力之骄横，社会政治之风向。
三、右翼势力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
近年来政治舞台上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逐渐聚拢，业已形成了日本政治领域中的右翼政治群体。他们打出维护日本民族利益、实现国家战略等蛊惑人心的旗帜，对内不断否定和平宪法、损毁民主政治基础、毒化社会思潮，对外强化军事战略，成为保守政治土壤中十分活跃而危险的毒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今天日本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1. 右翼团体与右翼政治势力沆瀣一气。右翼团体与右翼政治势力之间的勾连形式，一是右翼政客已成为右翼团体的政治代言人。作为今天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代言人的，则首推以反美、反华、亲台而著称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客石原慎太郎。2000年4月他因发表排外民族主义色彩的“三国人问题”的言论而激起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弹，但却博得右翼势力的喝彩和追捧。他还经常鼓动、怂恿右翼团伙登钓鱼岛滋事，策划李登辉访日，甚至率右翼分子渡海赴冲之鸟岩礁巡视等，以突显他的鹰派政治立场和反映日本右翼势力的心声。二是国会中的各种右派势力结盟。具有奉行大国主义路线相同“政治基因图谱”的大批右翼政治家，①在政党分化组合过程中合纵连横，已在国会交织构筑起形形色色的新保守主义会派，在许多涉及国家体制与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上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遥相呼应，推动日本走向民族主义方向。如由232名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分别对“历史、教育、家庭问题”、“防卫、外交、领土问题”和“宪法、皇室、靖国神社问题”展开专题研究，直接影响着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而且，其中大部分人同时身为“国会宪法调查会”成员，在国家根本大法的修订与国家发展道路抉择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右翼团体与政客沆瀣一气，用暴力剪除异己。无论过去或现在，太多的事实证明为“回报”右派政治家的言行，右翼分子总是明火执仗地用各种暴力手段打击左翼进步人士，剪除政治异己，以帮助右派政治家实现其政治意图。
2. 右翼政治势力正在扭转国家的发展道路。近年来，愈加嚣张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正开足马力，试图用他们预设的“三部曲”把国家的发展道路拉向右转，以便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一是修改和平宪法。战后以来，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先后掀起5次改宪浊浪，其核心目的是修改现行和平宪法的第九条，使日本拥有集体自主权。二是歪曲侵略历史，重塑日本的“民族精神”。为了同传统右翼奉为圭臬的绝对天皇制相区别，新右翼政治群体从象征天皇制的现实出发，提出了“使天皇成为全体日本公民的精神”这样一种易于公众接受的所谓“全新的政治理念”。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在貌似新异的政见之下，新老右翼同样在玩弄歪曲历史重塑“民族精神”的把戏。三是加紧军事立法，推动扩军武备。这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近年来在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掀起篡改历史狂潮的同时，不遗余力地追求的又一重大政治目标。为此，他们相继建立了自己的专门智库和政治施压团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军界、防卫系统的新战略派人士及自民党的防卫族成立的“日本战略研究论坛”（JFSS），和由政界150多少壮派议员组成的“确立新世纪安保体制青年议员会”。#p#分页标题#e#
3. 右翼活动间接影响日本外交事务。具体表现，首先是极力破坏中日关系。由于狭隘的大和民族主义思想作祟，形形色色的日本右翼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在大肆歪曲历史，散布“中国报复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同时，极力在领土、台湾、安全等问题上制造事端，蓄意破坏中日关系，遏制中国的发展。在历史问题上，一方面毫无根据地叫喊中国绝对没有忘记被侵略的历史，一旦强大了肯定会“报复日本”，在日本民众中煽动恐华、仇华情绪；一方面则鼓动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责难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是“谢罪外交”、“软弱外交”、“朝贡外交”。在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上，多次登岛滋事，在岛上建立标志性建筑物。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一方面谋划并要求日本政府效法美国在国会炮制《与台湾关系法》，成立“李登辉之友会”并邀请台独势力的总代表李登辉两度访日，甚至为台独势力出谋划策；一方面不顾中日政府间有关法律外交文件的原则规定，巧立名目访台造势，为台独势力输血打气。在安全问题上，攻击中国的国防政策及军费预算“透明度不够”，抱怨中国的海、空军力量发展过快过猛，“有向海洋扩张的野心”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些荒谬论调，已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日本的对华安全政策和军事部署中。
其次是毒化日本同邻国的关系。日本的新老右翼势力依然陶醉于他们的“大亚细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仍然顽固坚持认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是为从白种人手中“解放亚洲”的正义行动；把在殖民统治朝鲜期间强制推行的“创氏改名”说成是朝鲜民众自己的“要求”等等。日本的当朝政要只顾屈从于右翼势力的压力而屡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审定批准歪曲历史、美化战争的右翼新编“历史教科书”，却绝不考虑受害国政府的交涉和人民的感情。日本政府最近连续在领土问题上向中国、韩国、俄罗斯等邻国频频摆出强硬、好战、挑衅的姿态，不仅严重破坏了日本与邻国的外交关系，也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了不必要的危害。
其三是对联合国采取实用利己主义。历史上，日本法西斯政府为侵略中国东北而不惜退出国联。与此相同，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对联合国依旧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他们既不满和轻慢联合国，同时又极力渴望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990年，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中山太郎公开要求联合国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旧敌国条款”，试图重新安排国际格局。这一动向立即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呼应，极力散布“中国对日本的威胁已经取代了原苏联对日本的威胁”，鼓吹“中国应与英、俄、法等国一道退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美、日、德担任新的常任理事国”。日本右翼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至今仍是日本政府对待“入常”问题的基本思维逻辑。
其四是对美态度自相矛盾。一方面，出于极端民族主义的需要而反对美国“压迫”日本，认为日美安保体制束缚了日本的发展，指责政府“过分依赖美国”，批评日本的外交缺少“自己的长远战略”，甚至在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时也谴责美国的经济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今天的日本要拓展自身的对外战略空间和恢复大国的地位，就离不开美国的庇护和默许。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之所以能在扩充军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正是由于符合了美国亚洲战略需要的结果。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一连串的军事行动需要日本做帮手，而日本也籍此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把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从“周边地区”扩大到了亚洲乃至全球的任何地方。口口声声要对美国说“不！”的日本右翼政客的内心深处既有对美国的憎恨，也有假手美国强权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渴望。
其五是对俄实施权宜之计。右翼在日俄关系方面倒是充满了怨恨。首先，长期形成的反共情结仍未完全消失；其次，作为日俄关系“瓶颈”的北方领土问题迟迟难于解决。日本右翼分子讲得很清楚，“要缔结日俄和平友好条约，必须坚持两个前提：一是不解决北方领土就绝不缔结条约；二是绝不缔结同盟性质的条约。”由此可见，即使右翼支持政府的对俄外交政策，其目的也仅仅局限在争取北方四岛及相关的北部战略空间，或是利用同俄国的合作削弱中国，纯属战术上的权宜之计。#p#分页标题#e#
四、结语 右翼政治推动下的恶性循环
右翼政治在日本形成气候，根本原因在于“新国家主义”思潮不断上升。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日本国内“泡沫经济”崩溃，总体经济在接近“零增长”的状态中长期徘徊。长期形成的自民党、财界、官界“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成为滋生“金权政治”的温床，引起国民对政治的强烈不满。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社会政治思潮发生了深刻变化。战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和平主义”思潮趋弱，而“新国家主义”思潮不断上升。日本当朝政要的政治态度加剧了社会上的政治右倾化，结果使得招摇过市的右翼团体肆无忌惮地威胁着国民的政治生活。随着日本经济、政治上的困境日益严重，一个潜在的由各种右翼势力参与导演的政治“保守化、右倾化循环”正在浮出水面，并将最终导致日本的政治总体向保守、右倾方面倾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本社会中对这种水下的暗流缺少足够的遏制机制，所以这种右翼政治影响下的“保守化循环”还在继续。
右翼势力及其思想意识虽然目前尚未完全主导日本的社会与政治，但其发展趋势令人堪忧。但是，日本要想重走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老路，似乎既不太现实，也不大可能。这是因为，鉴于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日本的政治精英们深知此路不通，在决定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时，他们不得不权衡利弊，三思而行，而不能一味地去按照右翼势力的意志行事。所以，对于右翼势力在日本政治外交中的影响，我们既不可估计过高，也不能掉以轻心，今后依然需要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密切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