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代表团访温 祭扫旅日罹难华工
2016-05-17 温州日报 02版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卓扬 通讯员 黄爱盛) 近日,由旅日华侨林伯耀和日本友人田中宏率领的“日本关东大地震时被屠杀的中国遇难者追悼会代表团”一行9人访温,期望寻找到更多罹难华工后裔,为赴日交涉做准备。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一带发生了里氏7.9级关东大地震。日本军国主义暴徒趁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00多名华工被害,史称“东瀛惨案”。

多年来,以林伯耀先生为代表的旅日华侨华人和以田中宏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友好人士为还原历史真相,做了大量工作。从2013起,罹难华工后裔开始组织起来为先辈讨还公道,组团赴日祭祖以及与日本政府代表和议会议员会谈。

14日,“1923年关东大地震旅日罹难华工遗属座谈交流大会”在温召开,来自瓯海、鹿城、瑞安、青田、福清(福建)等地300多名罹难华工遗属参会。大会成立了活动筹备组,计划每年9月组织罹难华工后裔赴日本进行东瀛惨案的交涉和悼念活动。目前已向日本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和敦促书,若谈判失败,将通过法律渠道为先辈讨回公道。

15日上午,代表团一行及部分遗属来到华盖山祭拜王希天烈士纪念碑。之后又前往泽雅坑源村祭扫死里逃生的华工黄子莲墓,前往泽雅黄降坑村、桂川村拜访已经寻找到的第二代遗属。

市外侨办副主任朱玉贵在座谈交流会上说,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来回顾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真相。同时,也希望日方能够正视历史,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还受害者一个清白、一个公道。

 

东瀛惨案:不能忘却的记忆——日本代表团访温侧记
2016-05 温州人杂志

 

 
  代表团一行来到纪念碑前献花祭拜。右二林伯耀、右三町田忠昭,左三田中宏,左四甲野信夫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一带发生里氏7.9级关东大地震,日本军国主义暴徒趁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00多名华工罹难,史称“东瀛惨案”。据统计,700多名华工中有90%是温州人。
  93年前,大屠杀血雨阴霾;93年后,遗属在控诉、在呼吁、也在感谢,他们说,历史需要被共同记忆。
 
  这么近,那么远。
  我,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曾经爬过很多次华盖山,向左走向右走,竟然次次错过,完全没有见过纪念碑的记忆。也不知道,原来曾经短暂学习生活过的东京,还有一个横纲町公园,在公园里还有一口来自中国的幽冥钟,曾经都是这么近;然而教科书上只字未提,家里的老人家至多也只是记得日军侵华的空袭警报,对东瀛惨案的认识却也是那么远。
  历史,必须被共同记忆。
他们在记录,他们在回忆
 
  初夏的温州,空气湿润。
  5月13日,“日本关东大地震下被屠杀的中国遇难者追悼会事务局”访温代表团抵温。代表团由旅日华侨林伯耀、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宏,事务局顾问町田忠昭、事务局局长川见一仁、副局长木野村间一郎、会员山田泰子和甲野信夫,律师清井礼司,以及旅日独立电视人朱弘组成,其中不少人已经是第二次、第三次来温。在连续两天马不停蹄的行程后,代表团于16日离温。
  见证“东瀛惨案旅日被害华工遗属系列活动筹备组”成立,呼吁加紧资料收集是代表团访温的重要议程。来自瓯海、鹿城、瑞安、青田、福清(福建)的300多名被害华工遗属,参加了此次遗属座谈交流大会,共商正义维权之事。他们与代表团成员一起听取“东瀛惨案旅日被害华工遗属系列活动筹备组”的目标和今后计划。在过去的3年里,筹备组组长周江法先生和副组长周松权先生已组织四次被害华工后裔访日祭祖代表团赴日本东京进行拜祭活动,目前已向日本内阁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和敦促书。
  这是希望之火:筹备组今年9月再次赴日谈判,若失败,将通过法律渠道为先辈讨回公道。筹备组秘书长黄爱盛告诉我他们的诉求:敦促日本政府承认罪行、谢罪赔偿,建立纪念碑、纪念馆,写入日本历史教科书,同时写入温州地方史。
  这是回首无憾:筹备组计划每年9月组织被害华工后裔赴日本进行交涉、悼念活动,以及在温的纪念活动。 
  代表团成员们在会上轮番发言,每一位几乎都提到收集一手资料、图片资料的重要与紧迫:“请大家回家看看有没有从日本寄过来的书信、照片,或者能够证明出国的东西。还没找到的遗属也请大家在村子里再打听打听。”
 


旅日华工黄子莲先生墓地祭扫

 


探访罹难旅日华工林岩杰的小女儿,96岁的林玉英老人
 
  祭拜王希天烈士纪念碑、祭扫黄子莲墓、探访遗属是代表团的另一项重要行程。5月15日,温州已颇有些盛夏光景了。代表团一行及部分遗属前往华盖山,大家以纪念碑为中心绕了个圈,默哀,对着纪念碑说出心底的期盼——建立一座东瀛惨案纪念馆。有遗属建议将几次活动的概况印刷成册,分发给周边锻炼的人,多一人知道,就可能多一份力量。
  在泽雅坑源村祭扫了死里逃生的华工黄子莲墓,又前往泽雅黄 坑村、桂川村拜访已经寻找到的第二代遗属。96岁的林玉英是罹难华工林岩杰的女儿,作为嫁到周姓桂川村的媳妇,她是近期才被发现的第二代遗属。
  老人耳朵不行了,但脑子还很灵光,她7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去了日本,三岁的时候没了父亲,回忆起这些裹着玻璃渣的记忆,老人时时落泪,默默念叨。我听到一位日方代表说:“像这样直系第二代的遗属已经不多见了,要好好收集资料作为证据。离开前千万要说一声,一下子来这么多人,打扰到老人家了。”离开前,在老人耳边大声说:“谢谢。一定要保重身体,一定要等到那一天。”老人摇头:“我听不到啊。”
焦土中开出的花
 

1923年关东大地震旅日罹难华工遗属座谈交流大会
“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林伯耀  
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代表
  77岁的林伯耀先生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民国的儒雅风范。采访时,林先生说自己的中文不太好,需要慢慢说来,少用成语。
  三年前,林先生开始组织人手准备东瀛惨案的维权,赴温了解被害华工遗属情况,并邀请遗属赴日参加祭祖活动。他做这些,归因有三:一是他的父亲作为第一代华侨,曾是关东大地震的亲历者,听闻过屠杀华工的暴行,死难者冤情一天得不到伸张,就是有憾的;二是近年来日本排外势力壮大,让他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感。维权不是加深仇恨,而是正确面对历史;三是继首位调查该案的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女士去世之后,再无后人继续东瀛惨案的研究,包括当时与仁木女士一起做调查的日本友人。因此他要接下了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正因为是爱着日本”
田中宏 
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田中宏先生是林伯耀先生亲密的老战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社会活动家,他多次穿梭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为中国劳工及其遗属争取权益,曾帮助中国花岗劳工及其遗属申请对日索赔。很多人问他,作为一个日本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他直言:“因为我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我爱日本。确切的说,我是为了日本人自己,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日本。当年美国总统老布什、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都曾向日方受害者致歉,为什么我们的日本首相不能对加害国家、加害者道歉呢?日本现在正在走一条很危险的偏路,我爱着我的国家,所以更希望尽所能拉它回来。
细数他在交流会上提出的6点建议,个个都是有前例可循。比如要求在东京都横纲町公园内设立中国人遇难者纪念碑;要求调查罹难华工遗骨并送回遗属;要求设立由中日两国学者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深入调查并公布结果,并在中日两国的历史教育中有所体现等。其中要求日本政府负担每年9月份赴日参加追悼会的遗属的相关费用以及调查被害华工遗骨并送回遗属,循的便是美苏当年对日方做的事例。 
“两方的真相都需要追究”
木野村间一郎 
“日本关东大地震下被屠杀的中国遇难者追悼会”事务局副局长
山田泰子 
“日本关东大地震下被屠杀的中国遇难者追悼会”事务局会员
  在“东瀛惨案”中,有700多名华工、6000多名朝鲜人遇难。木村先生在交流会上说:“朝鲜罹难后代在惨案发生不久就开始调查与追究,但是几十年来成果寥寥。毫无疑问,从某一个层面上来说,中国华工是有幸运的,因为他们有王兆澄留下的名单,得以一一寻找遗属。所以,这场运动我们必须和同样身为受害者的他们共同努力。”
作为访日代表团唯一的女性,山田女士总是举着一个DV。她说自己的技术很糟糕,只会按开机关机键,但这不妨碍山田女士或是一手举着DV行走在山路上,或是举着DV跪着拍摄坐着的受访者。山田女士之前的研究以朝鲜人罹难劳工居多,3年前开始参加中国受害华工的研究,她说:“两方的真相都需要追究,我会继续努力。
“如何面向未来”
甲野信夫 
“日本关东大地震下被屠杀的中国遇难者追悼会”事务局会员
  甲野先生是教师,他可以自豪:“我的学生都知道这段历史真相。”他曾在林伯耀先生的介绍下,来到福建师范教了三年书。也许是作为教师的特质,他对被害华工事件,除了关注过去,更重视未来:“如何以史为鉴?真相、认罪、追究;如何面向未来?是教育。不忘过去,更重要的是重视下一代的教育。”  
  上世纪90年代仁木富美子女士和温州章志诚先生等人跋涉山村,对东瀛惨案进行取证调查,仁木富美子女士在1990年至2003年间于温州成立“温州市教育局振兴基金会” 提供被害华工后裔助学资金,并在瓯海、瑞安、青田建了5所教学宿舍楼,以支援被害华工后人的教育。此番来温,甲野先生对当年的基金受助者进行了采访调查,了解他们今天的生活状态。
“我可能是他的转世轮回。” 
町田忠昭 
“日本关东大地震下被屠杀的中国遇难者追悼会”事务局顾问
  88岁的町田先生身体看上去特别硬朗。座谈会上,他告诉大家自己喜欢曹操的那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想,这也是这个“高龄代表团”共同的心声。
  在祭拜黄子莲墓回来的途中,町田先生突然对我说:“黄子莲在1928年去世,而我在1928年出生,你说这是不是一种转世轮回呢?”我摇头:“我不相信轮回转世,去了的人是不会再回到这个世界上的。”町田先生继续说:“寻找他的记忆,证明他当年的苦难,带给世人真相,这里有一份他的力量。”我点头:“如果是这个层面上的转世轮回,我接受。”
“这是一场战斗”
清井礼司 律师
  清井先生曾经也是花冈事件(日本枪杀中国劳工事件)、慰安妇万爱花事件律师辩护团的成员之一,此次受林伯耀先生的委托参加到这件事中。不同于前两者是发生在侵华战争时期,东瀛惨案发生得更早,枝节断片散落地更多,日本政府也更容易逃跑。清井先生直言:“这是一场战斗,我们需要有智慧地打,有方法地斗。全面的资料收集和更精密的数据,是最有利的武器。
  车行往坑源村的路上,有人小声讨论:“清井先生虽然比町田先生小很多,但走路时不时喘喘样子,最好还是不要爬山路去祭拜黄子莲墓了。”清井先生选择在停车的地方休息,大家也是松了口气,这时才得知原来他患有心脏病。
“和解的前提是谢罪”
朱弘 旅日独立电视人
  朱弘,1991年毕业于北京广播电视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现在在东京做独立电视人。他是崔永元、白岩松的大学同班同学。
  “我收到林伯耀先生的资料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件事有戏,我一定要参加。这可能是唯一一次能让日本低头的机会。”朱弘说,“中日友好的前提是和解,而和解的前提是认罪赔偿。低头,才能宽恕
  在这个1963年出生的人身上,我看到理想的追寻,一股青春的火焰。朱弘心中有一幅画面:会有那么一天,被害的华工们将会在来自故乡的悠悠戏曲、声声童谣中,魂归故土。而这些画面,也许今天与会的一些老人看不见了。
“做第二个仁木富美子” 
郑乐静 宁波大学教师
  郑乐静是乐清人,几年前我因为资料搜集,看到过郑乐静在日本发表的文章,“啊,是温州人研究温州课题的”,仅此而已了,但初见却觉得她很符合某种“大和抚子”的温柔气质,几番交谈,我看到她内心的坚定。她的京都大学博士论文是关于在日温州人的课题研究,而东瀛惨案就是其中一部分。结识林伯耀先生之后,她一直参与到“日本关东大地震下被屠杀的中国遇难者追悼会”的活动中。作为日本温州总商会的理事,郑乐静在遗属赴日时也积极做好联络接待工作。京大毕业回国任教后,她出版了《日本温州籍华人社会变迁研究》一书。
  现在郑乐静已经常住宁波,不过今后她打算每月都回一趟温州,探访被害华工遗属、做细致的记录。“当年仁木富美子女士能做到事,我想我也能。因为她还有翻译的因素,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信息的缺失,而我可以把这种缺失降到最低。”
  立在华盖山的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暨温处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自1993年以来已经有23个年头了。如今华盖山已是市民锻炼休闲的好去处,纪念碑旁是一个高高的平台,配合着咿咿呀呀的歌声一群人在跳舞打拳。纪念碑一隅些许安静,有人坐在碑旁的围栏上休息,有人坐久了会走近细看碑文题记……年岁时光,在遗忘中觉醒,在觉醒中又趋于平淡,在平淡中迎来再一次的激荡……
  温州市外侨办副主任朱玉贵在座谈交流会上说,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来回顾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真相。同时,也希望日方能够正视历史,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还受害者一个清白、一个公道。
  是的,这件事将会是一次长久不衰的激荡。
 
        文/卓扬  摄/吴祖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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