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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0周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的爱国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纷纷投身抗日。时隔80年,抗战老兵多已故去。作为亲历者,他们是抗战历史的最佳讲述人,而打捞他们的抗战记忆,更是迫在眉睫。
我省抗战老兵张一波,曾于上世纪80年代寻访124位抗联战士,在此过程中,他不仅对抗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还产生了对抗战记忆打捞、整理及应用的思考。

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寻访124位东北抗联战士,这些口述历史材料都成为研究抗联史不可或缺的素材

今年90岁的张一波,13岁成为一名八路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仅是名副其实的抗战老兵,还是抗战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和“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创建人。
1949年9月,张一波进入东北局党校(后改为辽宁省委党校)学习和工作,致力于抗战史研究,参与了《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等专著的编写,发表了《“九一八”是战争不是事变》和《抗战是14年不是8年》等专题论文,他提出的许多关于抗战的观点,特别是“九一八”是战争而不是事变的论断令国内外史学专家耳目一新。
“研究抗战史不仅要从档案资料中查找线索,也要注重从亲历者口述中追溯历史细节。”这是6月25日张一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他一再强调,关于抗战的许多新观点并非单纯对档案史料的发掘,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认知源于对抗战亲历者口述历史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寻访了124位东北抗联战士,听他们讲述了大量抗战时期的事迹。这些口述历史材料都成为研究抗联史不可或缺的素材。
张一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寻访抗联战士,并非个人行为。1980年,中共中央责成东北辽、吉、黑三省联合编写《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辽宁省为此专门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小组,有着30多年党史教龄和丰富抗战史研究经验的张一波被任命为该编写小组副组长。
彼时,国内留存的关于东北抗联的档案资料极为有限,编写《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需要从健在的抗联老战士口中抢救和挖掘更多的历史细节。
虽然当时健在的抗联老战士的年纪多在六七十岁之间,并不是特别大,但由于东北抗联后期人数不多,且分散居住在国内各地,因此寻访起来并非易事。
自1980年开始,张一波带领编写小组人员走遍了东北辽、吉、黑三省以及京、津、沪、滇、川、甘、粤、桂、湘、鄂、冀、鲁、豫等14个省区市,行程数万公里,寻访了124位健在的抗联老战士以及部分抗联烈属和后代,从他们的口中捕捉更多抗联时期的历史细节,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终于在1991年,《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 一书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从抗联战士“南腔北调”的发音,进一步查证抗联战士并非全是东北人,还有国内其他地区的百姓

在走访过程中,抗联老战士讲述的内容颠覆了一些张一波对抗战的认知,特别是让他对“九一八”事变有了新的认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史学界认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始于1937年的“七七”事变。然而,张一波在走访抗联老战士时却发现,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战起点。
张一波说,那段时间,他听到最多的说法就是:“‘九一八’ 之后我就参加了抗战。”“从‘九一八’战争爆发那天算起,我和日军整整打了14年。”“‘九一八’战争开始后,我参加了14年抗日战争。”
这些话语给张一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他的思考——“九一八”并非一次偶然的“事变”,而是战争。
其实,在刚开始对抗联老战士展开寻访时,张一波已经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张一波对抗联老战士的寻访,最先从东北抗日联军创始人之一周保中的夫人王一知开始。当时,曾是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的周保中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留有大量的抗战日记,并且他的夫人王一知也是抗联领导人之一,是东北抗联的重要见证人。
通过王一知,张一波不仅联系到曾在周保中身边工作过的乔树贵、刘义权等健在的抗联老战士,还看到了周保中留下的40多册珍贵的抗战日记。
那些抗战日记有的写在缴获的日本鬼子的笔记本上,有的写在白纸装订的记事册上,记载了许多抗联时期鲜为人知的事迹。
据周保中的夫人王一知回忆,在抗战期间,周保中几乎每天都写日记,从1931年一直写到1945年。遗憾的是,部分手稿在抗战期间丢失。
“周保中写的抗战日记和其他100多位抗联老战士的口述历史都说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并非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是始于‘九一八’,因此,抗战就是14年。”张一波说。
在那之前,国内也有抗战是14年的声音,只不过那些提法大多源于档案资料,张一波通过寻访124位抗联老战士,首次从口述史的角度解读“14年抗战”。
正是因为有了充分的物证(各种档案史料)、人证(健在抗联老战士口述历史),加上辽宁专家和学者的呼吁,“14年抗战”终被学界认可。最终,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将教材中关于“8年抗战”的表述改为“14年抗战”,并在今年春季教材里全面落实。
“14年抗战”终获认可,张一波倍感欣慰。但他也指出,不能仅从教材上将“8年抗战”的表述改为“14年抗战”,其他方面也应多加注意,比如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依然是“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另外,在寻访抗联老战士时,张一波从抗联战士“南腔北调”的发音,进一步查证抗联战士并非全是东北人,还有国内其他地区的百姓。由此,张一波愈发地坚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说法并不准确。在他看来,客观的提法应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6年是抗战第一阶段,而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8年则是抗战第二阶段。

由个人所撰写的抗战老兵口述史在专业性上有些欠缺,因此,打捞抗战老兵的记忆,还需要专业的单位和研究人员

寻访抗联老战士的收获,让张一波格外看重口述历史的作用,但他对于口述历史的采用也十分谨慎。
“相较于历史档案等资料来讲,口述历史因受到口述者个人观点、记忆等方面的限制,可靠程度相对差一些,但其对于历史细节的补充十分必要。”张一波说。
“口述者记忆出现偏差等情况的确存在,但可以通过相关的史料进行查证。”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尚金州表示,他在研究一些问题的时候,并不排斥口述史的内容。口述历史作为追溯某段历史的重要素材,不可或缺。只不过,在采用口述历史时一定要注重甄别,且在使用时不能夸大。
张一波和尚金州一致认为,在当下仍要注意对口述历史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对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的整理和研究。
尚金州还特意对抗战老兵群体给予了专门的解释,即凡是参加抗日战争的爱国志士都是抗战老兵,不仅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各地游击队的健在的老战士,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地方工作和地下工作的健在的老同志,也包括在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战并于解放战争时期及其以后参加革命工作以及回乡务农的健在的老战士、老同志,可见抗战老兵范围之广。
如今,依然健在的抗战老兵已然不多。在采访中,记者虽未发现对抗战老兵数量的详细统计,但从抗联战士便可窥见一斑。据尚金州介绍,如今,全国健在的抗联老战士仅有6人。而本报近期专访的10余位抗战老兵平均年龄都在90岁以上。由此可见,当下打捞抗战老兵的记忆显得尤为迫切。
张一波等人在寻访抗联老战士的过程中进行了录音,为抗联史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素材。然而,对其他抗战老兵的记忆,还缺乏系统整理。
虽然部分抗战老兵的子女或所属单位曾撰写过相关回忆录,但在尚金州看来,这些由个人所撰写的抗战老兵口述史在专业性上有些欠缺,因为撰写人对我军军史可能并不特别清楚,对于大的时间、事件及战斗的把握可能存在不足,容易出现一些错误。因此,打捞抗战老兵的记忆,还需要专业的单位和研究人员。
此外,对于早先已经完成的抗联老战士口述历史,张一波认为有必要进行重新整理。当年在编写《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时,多是将个人的抗战经历融入到整个抗联史中,缺乏对个人经历的详细描述,只有20余位在1984年参加过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召开的东北抗联小部队座谈会的老战士的经历,被整理出来。因此,今后有必要将采访到的抗联老战士录音资料进行整理,形成文字材料,方便后代学者研究和使用。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往来的档案材料又有一部分被公开。
新发现的档案史料和抗联战士口述为再次编写更详细的抗战史提供了素材。采访接近尾声时,张一波语重心长地说,他一直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能在现有的抗联档案材料和口述历史材料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上世纪80年代他参与编写的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 还有些不足,特别是在一些军事术语的使用上仍有欠缺。为此,他还专门写信向有关部门反映,老人的呼吁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
据张一波介绍,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在组织重新编写《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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