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先生又批评非主流不读书。天可怜见，真正不看书的是谁？某些经济学家从西方经济学那里学过来“三招两式”，便包医百病，屡试不爽，甚至因此出现了被黄有光讥为“经济学界气功大师”的“著名经济学青年”薛兆丰这样的活宝。而非主流尽管有时不遵守经济学逻辑，但正是对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知识的了解使他们具备综合的能力，尤其是对历史的把握。比如杨帆本人，是我所知最勤奋的学者之一。其阅读面之广又哪里是新望这种人能企望的？
            
    新望先生还批评非主流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研究社会公正及弱势群体方面最有贡献的恰是主流经济学家。这恐怕连学界最基本的生态状况都没有搞清楚。比如他说三农问题最有贡献的是林毅夫、周其仁。实际情况是，在农业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林与周的确有建树，但中国三农问题被决策层甚至全社会重视，难道不是温铁军、李昌平、陈锡文这样的实际工作者等人的努力吗？与林和周有什么关系？恰相反，主流经济学的结论都是土地私有化，但这不正与温铁军李昌平等人的建议相反吗？再比如说，新望竟然拿秦晖说主流主张社会公正，但秦晖与盛洪、张曙光等人的争论不知新望先生知道否？秦晖本人声称的区别开经济学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并一直批评前者的立场不知新望先生知否？当然，何清涟事件，以及去年杨小凯与林毅夫的争议，恐怕更不是新望先生这样的“经济学青年”知道的吧？
           
    新望先生所用语言之刻薄，与主流经济学坚守的“学术规范”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连“扣自己屁门抬高自己”这样的话都用上了。我所尊敬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人格与道德上的怀疑是学术争论最后一道槛。杨帆尽管并没有很好遵守这一底线，但他毕竟是在怀疑对方的立场，对私人攻击也至少有风有影，而新望先生却是直接针对私人的人格。这难道是一贯倡导遵守学术规范的学者的作为吗？只有很低级的“经济学青年”才能做出这样的事。
       
    最后，并非多余的话。听说新望先生是《中国改革/农村版》主编。当年李昌平主持这个杂志，农民弟兄觉得有希望，因为李昌平先生在杂志上甚至连农民兄弟何时给水稻施化肥这样的事也关照到了，还做了许多农民维权。可以说，中国农村问题，只有温铁军、李昌平这样的实际工作者才能有感觉，而任何试图挤入经济学家圈子的人，必然有私心，办不好农村杂志。但新望这样一个一心想挤入主流圈子的“经济学青年”竟然现在就在主持这份杂志，不知是温铁军用人失察，还是新望本人天生就具备“挤”的功夫？
       
    附录
       
    扬帆致大家：“非主流”这次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请大家看WWW.163.COM 商业拦目。自由派终于开始漫骂了，而且是主要诽谤我。这都是非常好的材料，请你们广为散发。这次是新旺，连云港党校的，由温铁军聘用代替李昌平做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主编。温铁军说：这是作者个人行为，与他的杂志无关。     
         
    还有一个曹林，在中国青年报说，非主流肯定不是好东西，是为了争夺话语霸权。
         
    这些消息肯定是经济学立话语霸权的人那里传出来的，他们到底是不敢出来澄清观点，辩论问题，而是诽谤个人没有道德。其实，正是他们自己多年宣扬经济学就不应该有道德的。

     
    非主流派话太多
        
    作者：温克坚  转贴自：首发自由评论（www.zypl.com) 
                       
    新望，经济学者，长期关注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比较研究，以《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著名。
        
    自由评论：新望老师，您好，在南方居住了那么多年，来到北京适应吗？
         
    新望： 怎么说呢，气候上的差异的确比较大，不过这是事先预料到的，并且很快能适应的。但是让我意外的倒是北京社会的方方面面，那种浓厚的计划时代的色彩，那种按权力来分配资源的游戏规则，这是我不曾预料到的，这些问题我需要好好考虑才能说清楚一二。
          
    自由评论：那您就谈点简单的吧！
         
    新望：好的，我想和你们交流一下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现象，我称之为“非主流派话太多”。我相信，你们也注意到，最近韩德强，杨帆，左大培这些所谓新左派的学者非常活跃，频频出席各种讲座，在各种场合争相亮相，他们打出挑战自由主义的旗号，跟年轻朋友中盛行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合流，很是吸引了一些眼球。这些人的理论大多从国情特殊论出发（事实上，这些人一张嘴里就有一个特殊国情），不顾基本的逻辑和学术规范，借用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对抗市场经济/宪政民主这些好不容易被学界所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果，有些甚至妄图回到毛泽东时代，并且动不动就把这种对抗上升到东西方文明对抗的高度。
        
    其实在我看来是这群人急于成名却又缺乏正道，于是就改头换面通过打扮成“异端”来推销自己。前面我说道过，北京基本上是一个权力型社会，不过在学术市场上，这里得天独厚，人才汇聚，学术竞争非常激烈。没有几年寒窗苦读，没有一点真实货色，那要在北京混出个名儿倒也的确不容易，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西方学者已经远远走在前面，做学问必须扎扎实实，结合具体问题来分析研究，别老是要想有什么独创性的理论。而这些所谓新左派的弟兄们，无法挤进主流的学术圈子，失落之余，不知哪里卯来的劲，非要把自己打扮成异端，挑战常识，挑战主流，凭着无知者无畏的勇气，高呼“我是非主流，我有新鲜货”的口号，吸引眼球，相互吹捧，卡拉ok,自娱自乐，扣自己屁门抬高自己。比如杨帆，我听说因为他数学和英文很差，正规学术期刊上无法发文章，说市场经济说不过别人，就说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地方说成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进而否定整个市场经济取向。
    
    我们可以具体看看他们提出来的具体观点。比如说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有没有，有，的确很严重，但是就这个问题上，这些所谓新左派的学者提出了什么有价值的见解吗？真正对三农问题提出真知灼见的都是主流知识分子，对农业问题，最有份量的见解来自林毅夫，周其仁先生，对农民问题，秦晖先生一语道破，对农村问题，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家已经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回答。但是 一些学者，把三农问题，弱势群体，下岗问题， 当做他们自己的专利一般，
      
    把自己包装成道德圣人夺取话语霸权。
      
    应该说，这些人存在也是有他们的贡献的，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度里，也都是常态。他们把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市场经济过程中政策取向的一些负面影响提出来了，但是他们给出的药方大多是回到过去，回到计划经济，这非常荒唐。
         
    现在我们回头看，80年代的文化热，读书热，西方热类似5.4以来的第二次启蒙运动，通过这次启蒙，基本上颠覆了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90年代，通过学界的努力，基本上形成了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保护产权保障人权的共同价值取向。现在正是以这些共识为基础，推进市场经济，完善人权法治，建立宪政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具体来说，我觉得目前中国面临三大任务
        
    第一是破的问题，破除计划经济，破除国有经济，破除权力经济；
      
    第二是立的问题，建立市场经济，建立民有经济，建立政治民主制度约束公共权力，合理分配公共权力。
         
    第三是改革成本补偿问题，即所谓公正问题。
           
    当然实际上这三个任务是相互纠结，不是单项展开的。但是如果不意识到第一和第二大任务，片面强调公正，就容易误入歧途，我认为现在破的任务还很重，改革远未完成，远远不是清算改革的时候，新左派片面强调社会公正，反对自由化的改革，甚至呼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不但是对自由化政策的背离，这也是对社会公正的最大背离。试问，一个人祸导致饿死几千万人的年代是公正的嘛？！
         
    因此，我认为杨帆等高调自居的非主流话语，如果不是为了话语权而别有用心，那么无疑是智力上有问题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顾基本的事实，不认清历史大势，为了话语的快感，为了标新立异，以至把自己打扮成异端来推销自己，这种表演显得太拙劣了。
         
    因此，我愿意奉劝现在的所谓“非主流派”，多读点书，少一些聒噪。
        
    自由评论：您既然觉得他们是在表演，那对他们的批评不正着了他们的道？还是回到您的专业，说说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新进展吧。
        
    新望：对，不理他们也罢，毕竟无论如何，“聒噪，表演”也是他们的权利。说道浙江模式，我注意到，浙江大学的史晋川教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历史终结问题，他认为由于温州模式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内在缺陷，将随着市场的完善让位与制度的契约的交易方式，我基本赞同史教授的分析，从这种角度来看，温州模式的终结事实上意味着着温州模式的升华，是一种自然的制度演进 ，我们完全不必有什么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