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日共济会与旅日浙南华工商群体
宁波大学日语教师 郑乐静



各位专家 各位遗属 上午好。我是宁波大学的郑乐静,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样宝贵的机会,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研究心得。

对于东瀛惨案,通过在座各位中日友好人士的努力,已经在中日两国社会有一定的普及性,对该事件知道个大概。但是东瀛惨案不是一个突发的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状况变化的一个结果。但是对于前后的来龙去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对于浙南华工商他们从温州和青田去了日本以后,直到关东大地震之前,到底是如何生活,工作的,和日本政府,日本劳动者之间又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不得而知。因此,我今天选了这个题目。

首先,廓清一个定义。“浙南地区”是指温州市所辖11个区、县(县级市)和丽水市所辖的青田县。

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研究背景。

浙江是著名侨乡。而海外浙江人又以浙南人为主。浙南地区出现的第一次移民潮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从整个浙南地区的移民史来看,浙南人移居海外,首选日本,其次是欧洲,去往日本的人数多于欧洲,而在第二次移民潮中,浙南人不再去日本,而是转向东南亚和欧洲。直至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三次走向全世界的移民潮中才再次出现日本,当然去的人并不多,还是以欧洲为主。今天主要探讨第一次移民潮中去往日本的浙南华工商。

浙南地区的移民史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旅日浙南籍华侨华人史。我将日本浙南籍华侨华人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期,繁荣期,低迷期和新时期。

这些华工商到了日本以后,是怎样一个处境呢?简单地说,他们以低廉的工资和辛勤的劳动赢得日本雇主的欢迎,同时和日本劳动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萧条,日本的劳动者将失业或者害怕失业的情绪都转移到了华工身上。他们认为是华工夺取了他们工作的机会。于是在日本各地相继爆发了多起日本劳动者和华工的冲突事件。而此时的日本政府为了缓和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矛盾,开始执行一系列排斥华工的措施。浙南华工在日本遭到遣送回国的压力,而北洋军阀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听任这些人自身自灭。所以,这些浙南华工商的处境非常困难,是弱势群体。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孤立无助的华工群体便成了替罪羔羊,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侵犯,亟需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社团组织为其维权。但是华工每天为了生计奔波,遇到不公平待遇多采取忍气吞声的方式息事宁人。再加上这些华工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在组织社会活动方面毫无经验,因此,迟迟没有组建任何社团。所幸,华工的处境引起了当时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注意。他们为了改善华工的困难处境,竞相奔走,于1922年在东京设立了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

接下来我主要想介绍一下旅日浙南华工商组织---共济会的成立和发展以及衰退的过程。在介绍共济会之前,必须要提到一本书和一个人。

书--《共济》。关于共济会的资料非常少,几乎找不到。所幸,共济会是1922年成立的,在1923年大地震之前发行过一期年刊,这也是目前能找到的唯一一期年刊。

人—王希天。1896年生于吉林省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

共济会是如何创立的呢?

一名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读书的安徽籍留学生王兆澄,看到大批华工在名古屋生活,逐渐引起了他的好奇。经过了解,才知道这些华工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热心地为华工们办了一个“共济号”,是一个劳动者的互助性质的团体。主要帮助华工解决居住难的问题难题,同时也帮助解决华工碰到的其他困难。后来留学生们发现华工不止名古屋一处,而是遍布在日本各地,尤其以东京为多。他们感到任其自然散处,恐怕将来会发生大问题。

在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友人的帮助下,1922年9月21日,“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共济会成立后,旅日华工纷纷加入,会员不断增加。到1923年5月,会员发展到3000余名,直至8月,大地震之前共济会会员人数不下5000人。

共济会在其存在的短暂时期内,为旅日华工办了不少实事。主要活动内容是以下四个方面。

共济会最最主要的以及贡献最大的活动就是对外交涉,维持华工权益。

1.为华工讨取债务

当时华工在日本打工,经常遭到工头拖欠工资。日本工头拖欠华工工资,并无正式的账目,明明欠了800多元,而在日本工头的账目上只记载了50元,欠了300元的,只记欠25元。面对这一情况,王希天等人代替华工出面向日本工头讨还拖欠华工的工资。因此,工头对王希天等人是恨之入骨,有一次在电车上,担任共济会会计的杨廷杰还被工头打落门牙。

2.保护在日华工,防止他们被人欺侮

因为华工没有文化,加上衣着不整洁,干的又是粗笨劳动,所以容易遭人轻视。日本的劳动者,跟劳工稍有冲突,就动手打人。

3.与日本政府交涉,保护华工权益

第一,建立治疗部,专为华工服务。由于在日华工的收入低微,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往往十来个人共居一室,几乎不开放窗户流通空气。所以他们的居所往往臭气冲天,因而华工中患肺病者极多。另外,华工还不习惯洗衣服,外出穿这件衣服,睡觉也穿这件衣服,还常常用衣袖擦拭口鼻,使各种疾病趁机传染。但是因为贫困,他们对于疾病常常采取硬撑的方法。

治疗部设立后凡是华工生病者,都可以去治疗部看病。治疗部还实行巡回诊疗与集体诊疗,为生病华工服务。另外,还建立药房,为华工提供常用药品。主要由在日的华人医生和留学生担任。

第二,建立教育部。当时赴日的浙南华工,大多出身贫寒,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在日本语言不通,常受日本人欺负。王希天等人在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发动留日学生,在大岛町办起了华工夜校。他们的办学宗旨是重视日语学习的同时,要教给华工一些普通的知识,以增强华工适应环境的能力。

第三,设立慰问部。当时日本政府驱逐华工出境的借口中就有华工住所不清洁,衣着污秽等。王希天等人与华工订立公约,对种种行为进行约束。比如,规定凡吸食鸦片及聚众赌博者,一经查出,初犯者罚金5元,再犯者送警察局治罪,三犯者呈请总领事协同日本警察局驱逐回国。还规定华工住所必须每日打扫一次,住所内的东西必须安放整齐。

有男女留学生八个人主持该部工作。这些留学生轮流拜访华工居住的各个客栈,与华工进行交流,并教会他们一些生活常识,比如衣服应该整洁,举止如何端庄,讲究卫生的重要性等。还劝解他们戒掉赌博的恶习。

经过王希天等人的努力,旅日华工的状况大有改善。但是仅东京地区卓有成效,其他地方的华工也亟需救助。因此1923年1月在大阪成立支部,2月在京都成立支部,使得他们有了一个可以求助的组织。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在这场大屠杀中,受难的浙南华工的绝大部分受害的中国人正是来自浙南地区的劳工。王希天作为会长,很但心华工的处境。9月9日上午,不顾周围人的劝阻,只身前往大岛町视察情况,有去无回,9月12日他被日本宪兵残忍杀害。

随着王希天的遇害和大批华工商的回国,共济会的机能陷入瘫痪。虽然1924年1月在留学生、领事馆、侨团的共同努力下,共济会在东京府下大岛町5町目281番地重新开设事务所,由浙江同乡会会长邢朴担任总干事。但是由于赴日华工人数的减少,共济会也不复往日的兴盛,随着中日关系的风云变化,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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