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迟到的记忆

在美国寻找“活菩萨”

1991年，在美国进行学术研究的胡华玲博士 [1] 在阅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纪录时，偶然发现一份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的证词，这份证词叙述的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曾有一位外籍女士魏特琳致力保护过在金女大避难的妇女难民，这位美国妇女的事迹引起了胡博士的很大兴趣。在查阅一些相关资料之后，胡博士对魏特琳女士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并准备继续搜集相关资料，以便能写一篇专文来纪念她保护南京妇女难民的壮举。

但胡博士的这一愿望直到3年之后才得以实现。1994年6月，胡博士从友人处意外获得《魏特琳日记》原稿的部分复印件，并获悉魏特琳女士的侄女埃玛·莱恩太太的线索。于是她立即通过电话采访了莱恩太太。根据所得材料，胡博士立即写成《魏特琳女士——苦难中国人的活菩萨》一文，1994年11月13日美国世界日报副刊《世界周刊》公开发表了这篇长文。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美国读者的热烈反应，他们希望胡博士能为魏特琳写一本传记。对魏特琳女士的无限崇敬以及读者的深情期望，促使胡博士踏上在美国寻找“活菩萨”魏特琳女士的历程。

1995年春天，胡华玲博士从南伊利诺州开车前往一千多英里之外的密歇根州，访问了魏特琳女士的侄女蓝恩太太，并参观了魏特琳女士墓地。其后，她又到伊利诺州访问了魏特琳女士的家乡，以及其生前在西科尔镇就读的小学、中学和伊利诺州立大学，还采访了西科尔镇90多岁的“历史学家”舒尔兹太太。由于实地采访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加上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得到了有关魏特琳的资料，胡博士终于在1996年写成了第一本关于魏特琳女士的传记，并由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全书约14万字。 [2] 2000年初，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胡博士自己修订翻译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美国女神：明妮·魏特琳的勇气》。胡博士为英文版的出版付出了沉重代价，她累垮了自己的身体，但美国人终于有了一本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所写的魏特琳女士的传记了。美国著名学者鲍尔·西蒙为该书作序时说：“我们一直需要英雄，胡女士为我们寻找到了一位值得尊敬的英雄。” [3]

除通过实地采访所得的资料之外，胡博士撰写魏特琳传中所用材料的另一重要来源是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特藏资料室，该馆藏有数量异常庞大的教会学校和海外传教人士的私人资料。80年代中期，该馆特藏室负责人玛莎·斯茉莉女士等人在对所藏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时，发现了魏特琳女士日记、信件和报告等珍贵资料，不久，她们将这些资料整理成册并制成胶卷供专家学者查阅。

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教授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阅教会大学资料时，发现了贝德士和魏特琳等传教士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章先生将此消息很快告诉了美国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邵子平、吴章铨等人。1993年，日本著名学者笠原十九司教授在耶鲁大学也认真研读了这部分资料，其后他利用这些资料撰有《南京难民区百日》的专著 [4] ，魏特琳女士是书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20世纪最后几年里，日本右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似乎更加猖狂，这一违背历史事实、有悖人类和平的逆流逐渐引起美国学术界的注意。1996年8月至1997年1月，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充分利用馆藏资料，举办了一个题为“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的展览，有关魏特琳女士的原始资料也得以第一次在美国公开展览，这个展览吸引了很多观众。与此同时，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玛莎·斯茉莉女士还编辑出版了《目睹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1937—1938》，该英文著作收录了9位传教士的档案文献，其中收录了魏特琳女士1937年12月17日、1938年2月4日、23日、3月15日、5月13日的日记内容。美国南伊利诺大学的吴天威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事实上，如果不是那些诚实、无畏、受过较好教育的美国传教士目睹南京大屠杀，并为我们留下大量无可抹杀的证言，人类历史重要的一页也许会被遗忘。……世界将永远铭记他们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不仅因为他们挽救了如此众多的生命，他们捍卫真理和正义的传统及他们对人类的慈爱和关怀将照耀着人类的未来。” [5]

南京大屠杀事件过去了60年之后，帮助大多数美国人寻找到“活菩萨”魏特琳女士的功臣是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女士。1997年，张纯如女士用英文撰写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成为轰动美国出版界的一大新闻，该书一下子冲入美国畅销书榜单，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书中有一节《南京城里的活菩萨》专门描写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女士的活动， [6] 许多美国读者通过阅读她的著作后，才知道魏特琳这位勇敢而高尚的美国妇女。

日本妇女在圆魏特琳的梦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作为一名女性，对于日军在南京惨无人道的屠杀与强奸，魏特琳当时特别希望日本的妇女能知道事实的真相，进而起来阻止日军这种无耻暴行的延续。她在日记中无数次重复这样的话：“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妇女也能知道这些悲惨的遭遇。”“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要是日本有良知的人知道南京发生的一切就好了！”“如果日本的妇女得知他们的士兵——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如此野蛮、残忍地对待中国人，我不知道她们会怎么想。”1938年1月2日，一辆载有3名日本老年妇女的小汽车驶进了金女大校园，她们是日本全国妇女国防组织的代表。魏特琳在日记中说：“我多么希望自己会说日语，向她们讲述这些难民所遭受的苦难。”

但是，在当时日本战争机器已开动的情况下，日本国内新闻舆论都是为战争服务的，许多新闻都是虚假的报道，日本的妇女根本不可能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因此，在当时要让日本的妇女起来制止她们的丈夫或儿子的暴行，魏特琳要实现这一愿望是多么困难啊！

80年代以来，日本右派翻案活动日益猖獗，愈演愈烈。他们以修改教科书为突破口，现已发展到通过游行集会、法庭和一切舆论宣传工具（甚至包括通过漫画方式）来肯定“大东亚战争”，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的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派竟然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上演了一场主题为“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彻底检证集会”闹剧，公开向公理与正义挑衅。日本再一次面临被日本右派分子拉上“战前日本”战车的危险。

在当今的日本，一方面，作为非正义势力的右派活动气焰日益嚣张，但另一方面，自20世纪下半期以来，日本妇女女权意识也日益高涨，觉醒的日本妇女已逐渐认识到日本右派的活动将给整个世界和亚洲特别是日本带来严重后果，她们纷纷开始以自己力量和自己特有的方式来研究和宣传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发起追究和清算日本的战争犯罪和战争责任的各项活动。

在日本成立的一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市民团体中，日本妇女在这些团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的重要成员大都为女性，如松冈环、山内小夜子、佐藤加惠、枞山幸子、吴美华、森一女、黑田薰、樽美政惠、门永三枝子等，其中松冈女士是大阪实行委员会的负责人，她曾多次到南京调查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性暴行受害者，为历史事实作证，并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告诉她的学生。山内小夜子则曾在日本设立数部热线电话，采访记录了许多原日本兵对受害国妇女性加害的事实。2000年8月14日，以松冈环女士为团长的日本铭心会代表团一行54人来到南京师范大学，他们参观了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女士奋力保护万名妇孺的金女大难民所旧址，并听取了曾避难金女大难民所的幸存者的证言。

在日本市民运动的推动下，日本一些大学的女性教授也开始关注战争对女性性犯罪的问题。1997年3月，在大阪的追手门学院大学的志水纪代子教授和近畿大学的大越爱子教授等学者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以研究战争对女性暴力问题为主题的“女性·战争·人权”学会。该学会成立之后，召开了数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战争对女性的性暴力和性差别等问题，试图研究与寻找根绝战争性暴力的途径与方法，该学会编有《女性·战争·人权》刊物公开出版。

近几年来，日本市民运动同学术界之间的合作也日益加强。1997年秋，在东京召开的一次以“战争及对女性的暴力”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会发起人决定以这次大会为契机，成立了一个名叫“日本战争及对女性暴力网络”（简称VAWW-NET JAPAN [7] ）的民间组织，以加强战争对女性暴力问题的研究，该提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由于在以日本政府为被告向日本法庭提起赔偿诉讼的8起有关性暴力责任的案件中，日本政府全面否认责任，都以原告的败诉而告结束，这一现象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1998年，VAWW-NET JAPAN在再次开会讨论时，与会代表提议参照越南战争中的美国战争犯罪进行裁决的拉赛尔法庭的作法，在20世纪最后一个月在东京组织一个由民间妇女组成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对二战期间日军对女性战争犯罪进行审判。1999年2月，“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组成了由加害国日本、赞成提案的6个被害国以及研究武力纷争下对女性暴力问题的人权活动家参加的国际组织委员会，积极推动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筹备进程。在20世纪最后一个月开幕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希望把这苦难的一页留在历史上并让全世界了解，是希望迎接一个没有战争及对女性暴力的21世纪 [8] 。

随着日本学者的深入研究和宣传，以及各种形式的市民运动的广泛影响，日本的妇女已逐渐了解到日军在南京事件中的暴行真相。1999年11月，日本大月书店出版了由笠原十九司教授解说、冈田良之助和伊原阳子合译的《魏特琳日记》，该书将魏特琳1937年12月1日至1938年5月31日的日记全部翻译成日文， [9] 魏特琳日记在60余年之后，第一次以日文形式在日本正式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0年7月，在日本的大阪、神户和东京还相继举办了以《〈魏特琳日记〉中的日军性暴行》为主题的专题学习研讨活动，近畿大学的大越爱子教授表示要认真研读魏特琳全部的英文日记，东京“不允许重演南京会”的事务局长芹氵尺明男则计划在会员中举办一次学习会，专门研读《魏特琳日记》。日本·中国生活文化学习会的事务局长村冈正司在给笔者的来信中说：“每次读到华群日记中她与日俱增的精神上的痛苦，就能感受到当时日本军暴行的恐怖。”魏特琳女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反对暴行、保护难民的人道主义精神已日益为日本民众特别是广大日本妇女所认识。

60多年前，日本的妇女未能去阻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野蛮侵略；60多年后，日本妇女终于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和战争对人类心灵的重大创伤，她们已开始开展各种活动，来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扼制日本右派的活动，追求人类和平安宁。魏特琳女士生前对日本妇女的期待之梦，经过60多年的漫长等待，终于可望实现。

中国人永记“华小姐”

1999年12月6日，下午4点半。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原金女大）宣传橱窗前，一只插满秋菊的花蓝正端正地摆放在魏特琳女士的遗像前，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含着泪水，在初冬的寒风中，她们一次次地在给她们的救命恩人致哀。在刚刚结束的纪念座谈会上，三名老人动情地回忆了她们心目中的救命恩人“华小姐”的感人事迹。

在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家住王府园小区的丁荣声老人，丁奶奶生于1920年，日本鬼子打到南京时，她正好18岁，家里人怕鬼子来了出意外，因此提前将她嫁了人家。在日本鬼子进城的当天，丁荣声一家加上亲戚共有12个姑娘，她们一路从中山陵向城里跑，途经新街口、汉中门、上海路，最后来到金陵女子大学，在慈悲社时，她们差一点被日本鬼子发现而遭殃，当时她们躲在墙角里，亲自目击7个日本兵强奸一个已有一个小孩的妇女。丁奶奶回忆说，在女子大学里，华小姐要求她的老婆婆和妈妈等年纪大一点的妇女不要住到学校来，当时，学校里都住满了难民，刚开始，她们12个年轻的姑娘住在100号与200号之间的走廊里，后来，华小姐可怜她们，让花匠把200号楼整理一下后，让她们住了进去。丁荣声和其他3个姑娘后来一直住在女子大学里，一年多之后才离开。丁奶奶回忆说：“为了保护难民，华小姐每天都很忙，有时还要受到日本兵的调戏，有一次日本兵曾企图摸华小姐的乳房……。”丁奶奶最后流着泪说：“华小姐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华小姐，我们都没有命了。”

张玉英老人在回忆自己家世时，不禁泪流满面。她说：“我梦中常见到救命恩人华小姐，她微笑着，抚摸着我的头……。当年我才12岁，我爸爸被日本鬼子射杀倒下时，压在我身上。后来我逃到金女大难民所，华小姐可怜我，认我做侄女，然后又送我上学。这么多年了，我没有笑过，今天我的梦圆了。华小姐，我想您……几十年了，我一直寻找这位‘活菩萨’，我曾经通过各种关系托过6个人去美国找过她，但一直没有找到。今天，我用‘老人节’发的100元钱买了一个插满秋菊的花蓝，敬献给救命恩人华小姐，我要一步三拜向她谢恩。”张奶奶对“华小姐”感情很深，她至今还记得“华小姐”最喜欢的花就是菊花，当年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华小姐”在校园里也要种许多菊花。在座谈会结束后，张玉英老人站在“华小姐”遗像之前，久久不肯离去。

南京大屠杀期间，当时在金女大看大门的师傅是老杜，魏特琳在其所记的日记里也曾提及他。在座谈会上，第三个发言的赵政莲老人就是杜师傅的太太，杜师傅在10余年前已病逝了。赵奶奶在会上回忆说：“日本鬼子要进城的前几天，华小姐叫老杜让我住到学校里来，她说外面可能会有危险，后来，在鬼子进城后，我就一直住在金女大门房里。我们由于有华小姐保护，所以没有受到鬼子的伤害。……”

上述纪念魏特琳女士的座谈会是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举办的纪念魏特琳女士系列活动之一。在座谈会召开的前两天，该中心在学校大门附近的一条长约80米宣传橱窗中陈列了一个主题为《纪念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与金女大难民所》的图片展。该图片展，共由四个部分组成，即“魏特琳与金女大”、“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捍卫人类尊严的斗士”和“金陵永生”。整个展览以近40余幅图片，并配以文字说明，生动地再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女士反对强暴、保护难民的英雄形象。

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纪念魏特琳女士的系列活动，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广泛瞩目，从12月7日开始，南京各大小报刊及电视台均对此进行了报道，12月13日，《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解放日报》分别以《南京纪念“女拉贝”》、《南京发现女“拉贝”》和《女“拉贝”魏特琳英名重扬金陵》等为题作了报道，一些海外华文报纸也对纪念活动作了报道。南京的老百姓也许并不知道魏特琳就是被她们称为“活菩萨”、“观音菩萨”的“华小姐”，但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华小姐”——一位拯救和保护过成千上万名中国妇女生命和贞操的美国妇女，长年累月为市民们所传说，人们对“华小姐”的怀念事实上一直并没有停止过。

1983年，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本多胜一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一位叫沈锡恩的老人在回忆中也提到了魏特琳，本多胜一在其名著《通往南京之路》中记叙道：“（为强奸到处搜寻女性的日本兵到来时）进行了有效抵抗的是一位被称为‘华小姐’的三十多岁的外国女性，因为她是金陵女大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所以沈老推断她是美国人。她有时大义凛然撵走日本兵，有时又通过不断劝说来阻止。难民们每当遇到以强奸为目的的日本兵时，总会呼叫‘华小姐’求救。”

1985年，在作家徐志耕为搜集素材撰写《南京大屠杀》而进行采访的过程中，许多受过“华小姐”保护过的大娘如金秀英、邵素珍、张镜轩等仍能清晰地记起救命恩人“华小姐”的形象：瘦长个、高鼻梁、长长的脸上有一对湖蓝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装、下着毛裙，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她常常手拿一面美国星条旗站在校门口看守大门，不让无关的人员进来 [10] 。

南京人对“华小姐”的深厚感情，在来南京采访的外国人中，可能以日本大阪的松冈环女士体会最深。松冈女士是来南京进行实地调查采访次数最多的日本人，许多幸存者同她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最近几年，松冈女士来南京调查研究的重点是日军在南京的性暴行，在她所采访的幸存者中，几乎每一个曾经避难于金女大的难民，都要在她的面前提到救命恩人“华小姐”。

除了长期生活在南京的老南京外，一些在战争结束之后到外地工作的南京人也没有忘记“华小姐”。现家住北京东皇城根南街的程淑安老人，在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她在金女大做了两年魏特琳的学生，当她从报上得知南京正在举办纪念魏特琳的活动后，非常激动，她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给她生活在南京的妹妹程淑安老师，希望能了解有关活动的详情，并且很快寄来一篇怀念魏特琳的文章，她在来信中说：“近读报载，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沦陷初期，有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美国人华群小姐在校园内设立难民区保护中国妇女的事迹，感人至深，不由得想起60年前我在华小姐所办金女大附中念书时的情景。虽然，我在校只念了两年时间，但她留给的印象极深。她以身作则，用她具有的神圣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教育着我们，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一个外国人，191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一生献给了中国女子教育事业；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初期，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免受伤害，捍卫了人类的尊严。她的学生是不会忘记她的，南京人民是永远记着她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她的。” [11] 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许勤老人，她原名朱为捐，后改用现名，魏特琳日记1939年12月5日中曾提到她的名字，她也给笔者写信述说了许多有关“华小姐”十分感人的事迹。

一些对魏特琳熟悉而后来身居海外的中国人，也没有忘记魏特琳，而且她们还将魏特琳女士的感人事迹告诉了她们的下一代。现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魏乐先生告诉笔者，他的母亲魏甘碧云是魏特琳的学生，她经常在他们面前提起魏特琳，他的母亲是1937年11月23日在日军即将攻至南京之前同魏特琳女士分手的。60多年来，他家一直珍藏着魏特琳老师的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是1937年他母亲在离开金女大之时，在金女大校园里给魏特琳拍摄的。

“华小姐”——明妮·魏特琳，一个海内外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