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噩耗传到中国

沉重的负荷

尽管魏特琳为中国军队的每一场胜利而欢呼，但目睹了中日之间物质力量巨大差距她，在当时并没有看到中国在战争中获胜的可能性。相反，日军飞机的轰鸣时时刻刻提醒着她：中国人民处在日军的任意杀戮之下。这让同情中国人民遭遇的她十分痛苦，她的日记中有大量的篇幅记述了她的这一心路历程。

1938年4月13日：“整天都有飞机持续不断地飞往西北。今晚大约在5点30分有11架重型轰炸机从我们上空飞过——有朝南山东去的，有朝西部的哪个城市进行月夜空袭的。看见它们开始这样一个毁坏之旅实在令人厌恶。”

1938年4月21日：“天气凉凉的，但中午前后天空一片明朗。南京上空低低的云幕并不能阻止不了许多架重型轰炸机频繁地飞往西北。看到这些飞机我就战栗不已——因为对我来说它们意味着残缺不全的尸体和可怕的痛苦。”

1938年4月28日：“上午7点，18架飞机穿过校园上空飞向西北。8点30分，又有14架飞机慢慢地朝相同的方向飞行。下午1点15分，21架重型轰炸机飞往西北，我想到了随之而来的毁坏和苦难。”

1938年5月9日：“到早上8点我数到16架飞机扔完炸弹返回来，还有其它飞机从我的窗口无法看到，它们一定是大约凌晨5点就飞往西北了。听到这些飞机声我们真心痛啊！”

随着战争的延续，魏特林注意到：由于中日之间空军力量的巨大反差，能阻止日军飞机的只有恶劣的天气，而好天气正是日军大规模轰炸的良机，美好的景色和断垣残壁之间的联系，让魏特林更加悲愤。

1938年5月12日：“多么美好的一天啊！宇宙万物美伦美奂，要是这些飞机不在我们上空不停地飞而给人们带来死亡和毁坏，那该多好啊 ！14架一组或18架一组的飞机一阵阵地朝西北飞去，我猜想在那些象宿州和合肥那样的小地方几乎没有防空炮阻止它们恶魔般的轰炸。”5月19日：“真是一个好天气，天气凉爽、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除了飞机，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欢欣。今天有一场大行动，似乎是同一批飞机一次次地飞回来重装弹药然后又出发去执行他们杀戮和毁灭的任务。”5月21日：“早晨7点。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正因为如此，今天又有许多人又要遭受极大的苦难了。我已经看到先有一组14架重型飞机分两队沉重地向西北飞去，刚才又有一组9架飞机飞过。我真希望能有一些兵力把它们从空中打下来，让它们的炸弹沉进长江，把开飞机的那些人的脑袋炸开花！”5月29日：“我们西北的战斗一定非常激烈。从黎明开始就有了飞机活动，到上午8点弹仓空空的轰炸机就已经开始返回它们的基地补充弹药了。我无法告诉你当飞机群编队穿过天空时带给我的恐怖感，我不是为我自己害怕，而是可怜那些受伤害的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强烈同情但又无能为力，和对日军飞机的强烈憎恨交织在一起，使魏特林的心绪日益低落。阴雨连绵让她高兴，阳光灿烂或月色迷人反而让她苦恼。于是，天气不断成为刺激她的因素，让她在精神上无法轻松。“今晚有月亮，意味着对西部城市可能进行空袭。”“天气晴朗、凉爽。空中飞机活动频繁。当黑压压的飞机从我们头顶上方飞过，执行死亡及毁灭的任务时，我们怎能无动于衷？”“阳光灿烂。我感到筋疲力尽，睡得越多，越感到疲劳。经过一夜漫长的解乏的睡眠，我开始呻吟。”“今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在漫长的夏季之后这是深受人们欢迎的天气。可惜的是可怕的飞机与充斥于脑海中的想像有损美丽的天气。”“写日记时是美丽的月夜，但是，唉，轰炸机低沉的轰鸣声非常清晰。愿那一天快快到来，到时月光的美丽不再被狂热所摧毁、破坏。”“我们先玩游戏，后去田径场——打槌球、玩掷蹄铁套柱游戏、野餐和看日落。当我们吃晚饭时，6架大型轰炸机向西飞去，因为今晚月光皎洁。以这种令人憎恶的方式破坏这样美丽的夜晚真是罪过。”“又是一个美好的秋天——除了头顶盘旋或飞行的飞机之外。许多飞机以一组三架，一次三组的队形飞行。”“今晚月光皎洁，又会有很多飞机飞往西线进行狂轰滥炸了。这一切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有人说要5年，有人说要10年。”“每天我最多到海滩上去一次，不过月圆的那一周，我每天都约上几个朋友在月光下游泳，真痛快！只有在此时，我才能忘却中国那些正束手无策地遭受日机轰炸的城市。”“今晚的月光美极了，在这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中国许多地方都会有人赞叹月光的静谧之美，也将会有许多城市束手无策地遭受轰炸。”“这几夜，月光如水，能见度很好，中国西部肯定又遭到了空袭。”

1938年夏秋间，武汉会战正酣，魏特林非常希望中国人能有天气帮忙，短暂的时候，也曾天如人愿。1938年9月21日日记记述道：“持续多云的天气。很少有飞机飞过。这使武汉三镇的人民暂时摆脱轰炸。我为他们心痛，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但这样的时候是很少的，9月23日：“天气晴朗。54架轰炸机今天早上向西飞去，那意味着灾难和毁灭，我们太清楚这点了。”9月30日：“大部分时间在下雨。今天似乎没有轰炸机，但我们已对它们熟视无睹，以致于没注意有一中队飞机飞过头顶。”10月5日：“今天温暖睛朗，天空灿烂。不断的有飞机轰鸣声——一次9架一中队。他们会在国庆节——10月10日到达汉口吗？”10月9日：“今天有很多架飞机，尤其是重型轰炸机。今晚6点30分后我们能听到它们向西飞行的声音，看见飞机上的灯光，这或许意味着今晚大约10点它们将轰炸武昌。”很快，日军就攻入武汉、广州，魏特林的心理遭受沉重打击，她说：“这对南中国而言意味着更多的毁灭，恐怖和屠杀。有时我想知道是否会剩下些什么。一想到即将来临的长期贫穷我就发抖。我不敢想像南京和华东地区的未来。” [1]

武汉、广州被日军占领后，日军飞机并未稍减其活动，中国仅存的中西部惨遭蹂躏，魏特琳一边揣测着日军前进的步伐，一边担心着中国的毁灭。1938年10月29日她记述道：“这几天很少有飞机，这是日军没有继续作战的证据，他们或许正如在南京一样享受胜利的果实。”1938年11月25日又记述道：“最近几天几乎听不到飞机的声音，可能日本人在更西边的地方新建了机场。”不久，魏特琳担心的事发生了，1939年2月25日，她记道：“这几天的报纸报道了桂林和贵阳遭到轰炸的消息，两座城市的1/3被炸成废墟。宜昌、万县甚至兰州也遭到空袭。一些中国朋友提到他们的亲戚们从较大的城市迁往了农村。我们现在很少听到飞机的声音——南京现在已经处在日占区的腹地了。”重庆大轰炸的消息是1939年5月6日传来的，6月13日，成都和华西联合大学遭到轰炸的消息又传来，在魏特琳的印象中，这是中国最后的文明之区，她绝望地问自己：“下一次又要轰炸哪里呢？”

    但此时让她绝望的消息还没有完，1939年11月18日，她知道了更糟糕的事：“中国的战况则日益严峻，好像中国最后一条重要的铁路干线也将落入敌手。”

战争给魏特琳精神上不断的刺激已使魏特琳难以承受，但这仍不是唯一的刺激。她曾经自我解剖过：“过去的一星期有许多因素使我情绪低落——可能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劳累至极。此外，令我感到压抑的原因首先是新政府的成员（汪精卫和他的追随者）正在南京，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像模像样地亮出了党旗和国旗。看来‘新中国‘将在3月30日宣布成立。真是手段高明，可以分裂国家、蒙蔽民众了。汪这样做完全是由于他争权夺利，还是由于他憎恨蒋介石，或是由于他真的认为这样做对中国有好处？令人痛心的是许多人虽然对国家一片忠心，但是迫于生计不得不沦为汪的党羽。第二个令我情绪低落的原因是我的工作堆积如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天都有那么多中国人来找我，有那么多的信件寄来，让我深陷其中。我无望地想做好出去休假的准备。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对休假感到无望，无论是休假还是工作，我都必须事先做好两手准备，而同事中没有一位中国人可以统管全局的。” [2]

苦恼本需要排解，但魏特琳当时并无排解之策。她也曾骑自行车到中央公园、中山陵等地，但触目的都是日军破坏后的残迹，往往使心情更为沉重。金女大的同事本来也是魏特琳感受温情的源泉，但人事纠纷同样困扰魏特琳。她手下有两个得力助手，一个是程夫人，一个叫林弥励，两人在帮助魏特琳操劳校务方面，都是相当得力的，但不幸的是，两人产生了严重的矛盾，这让魏特琳十分苦恼。魏特琳在日记中说：

“这两天一直躺在床上，弥励和程夫人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让我闷闷不乐，我什么也吃不下。昨晚做了个长长的恶梦。看来她们中间至少有一个人要甩手不干了。两人都有理，又都有错。弥励已经厌倦了和这种人共事，不想再谦让了。昨晚我和程夫人谈过后，寄了封信给弥励。经协商，我们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看起来还比较合理，但是在弥励看来可能就不那么合理了。”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魏特琳的看法是准确的，弥励居然离开学校，1940年2月13日，魏特琳日记写到：

“昨晚凯瑟琳·舒茨来了，但是没带来任何有关弥励的消息。今天下午骆佩芬也没带来新消息。吃晚饭时，我收到了弥励的一封快件，信中讲得很清楚：在没有澄清和程夫人之间的误会之前，她是不会回来的。晚饭后，玉玲、诚申和我反复讨论此事，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明天让凯瑟琳·舒茨带着我们写给弥励的信去请她回来。我本想亲自去，但实在走不开，这样做多少会使弥励感到面子上过得去。我们在信中力劝她忍让一些，程夫人是难以说服的。程夫人认为事情全怪弥励，如果弥励也这样的话，那事情就没希望了。可怜的蒋介石！我理解他在解决人事纠纷方面的难处。”

魏特琳倒是打算得挺好，但程夫人并不准备理解她的一番苦心，第二天下午4点，德本康夫人 [3] 、程夫人和魏特琳开了行政委员会会议，继续商讨一些校务问题。魏特琳认为凯瑟琳小姐带着我们请弥励回来的信件去上海这种做法堪为上策。程夫人当时没有表态，但是瑟斯顿夫人走后，她告诉魏特琳她不同意我们的做法——那样做只会使弥励比以前更傲慢、更专横，并说她干完这学期就不干了。魏特琳感慨说：“看她这样大发脾气，我开始感到很不是滋味，但是后来却感到些许欣慰，因为我相信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且她当着我一个人面发脾气总比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脾气要好得多。面子的力量真大，它决定着人们的一举一动，让我们寸步难行。为了面子，除了不愿去死，人们什么都愿意干。”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程夫人和弥励后来怎样了，因为身心疲惫的魏特琳再也没在日记中提及此事。

    魏特琳夹在程夫人和弥励之间已经左右为难，心情相当沉重。由于心情不愉快，她自己和瑟斯顿夫人两人之间也因琐事而引发矛盾。1940年3月间，魏特琳记下如下文字：“这星期我和瑟斯顿夫人吵了好几次，这使我感到疲惫不堪。我承认这些天我脾气急躁而且也很累，但也确实是她惹火了我。她话里有话地说，很多事情是在过去的几年间就应该做完的，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和力量做这些事。我们不能指望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工作，因为我们一直人手不够，而且我们有规范的课程表，再花时间去收集教师的个人课程表就显得没有必要——这将浪费我们已经排满的时间。但是我确实也不该为此发脾气。” [4]

在无休止的精神折磨的压力下，从1940年开始，魏特琳越来越表现出崩溃的迹象，她反复地说自己已经筋疲力尽。1940年3月22日，她记述道：“我已经近3个星期没在日记上写一行字了。为什么呢？原因不止一个，而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已筋疲力尽了。”

    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写道：“我快要筋疲力尽了。”就在这一天，可怜的魏特琳碰到一大堆烦人的事：“以前虽然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但是谁来为实验班的事操心呢？有时我想最好停办实验班，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办——更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上哪儿去找教师呢？今天下午弗朗西丝·库姆斯（Francis Coombs）来信说她来不了了，对此我感到很伤心，因为她富有中学教学经验。是我把事情耽搁了才与她失之交臂的……不知为什么，今天没收到报纸，也没有关于欧洲的消息。”这就是无比热爱中国、为中国付出毕生精力的魏特琳为我们留下的最后一页日记。

从1932年开始，魏特琳连续工作8年一直没有回美国休假。1939年3月，四川成都金女大校本部同意魏特琳的请求延期休假，希望在她规定休假期之前在南京再留1年，因为“要是华群不在南京，进行工作计划将是困难的。” [5] 实际上，尽管魏特琳觉得自己很累，但她认为在中国最为困难的时候，她决不能离开中国，早在1938年5月，金女大美国委员会曾有意请她到纽约任职时，就被她婉言拒绝。1939年夏天，魏特琳所在的美国传教士公会也想聘请她回美担任该协会副主席，但她还是没有同意，她宁愿呆在南京只拿半薪。

由于长期紧张的工作，使得魏特琳总是处在一种疲惫不堪的状态。1940年春，魏特琳病倒了，她得了精神抑郁症，她变得整天十分忧郁而不能自制。虽然她在保护妇女和儿童方面留下了无可比拟的记录，并从侵略者的屠刀下救出了许多人，但她还在想着那些没能被她救出的人。她也为战争的延长深感忧虑。她在日记中写得：“在我的想像中，总是存在着受苦受难的士兵的影子。他们肢体伤残，缺医少药。当他们在经受如此可怕的痛苦时，我们却在享受生活，这恐怕并不正当。然而我知道，我们必须正常地生活，不然我们就不能生存。”

魏特琳病倒之后，曾夫人、舒兹小姐和德本康夫人等人轮流照顾她，但她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后来她们请来一个医生为她诊治，给她注射了女性荷尔蒙，希望能减轻她的病情，但结果并没有丝毫好转，相反病情却日益严重。

为了能尽快治好魏特琳的病，德本康夫人立即写信给美国魏特琳所属的传教士公会和金女大在美国的董事会，希望能安排魏特琳回美国进行治疗。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接到德本康夫人的信后，很快同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医生伍德先生取得了联系，决定将魏特琳送到伍德医生所在的爱荷华州立大学所属的心理疗养院治疗。

5月14日，魏特琳乘坐美国长江舰队司令格拉斯将军的军舰前往上海。由于自从得病之后，魏特琳经常流露出要自杀的念头，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不值得麻烦很多人照顾她。因此，德本康夫人乃决定派舒兹小姐随行照顾，正好约翰·马吉牧士也要回美国，这样他也一同帮助舒兹小姐照顾魏特琳。

5月19日，魏特琳一行乘坐“亚洲皇后号”从上海出发，魏特琳从此离开了她工作了20余年的中国。

在最后的日子里

魏特琳回到美国后，立即被安排住进了爱荷华州立大学所属的心理疗养院，接受著名心理学医生伍德先生的治疗。

在疗养院期间，魏特琳的病情并不稳定，有时跟正常人一样，但有时又十分忧郁。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后，伍德医生见魏特琳的病情进展缓慢，于是决定给魏特琳采用一种名叫梅特拉左尔痉挛治疗法，采用该治疗法之后，魏特琳的病情很快有了好转，魏特琳甚至感到马上就可以出院了。为了使魏特琳能迅速摆脱病情的阴影，伍德医生于是建议传教士公会和金女大校董会能安排魏特琳到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去休养一段时间。但是当魏特琳被送到印第安那州公园休养后，其病情非但未能有所好转，相反却旧病复发。在重新回到疗养院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舒兹小姐将魏特琳接到自己德克萨斯州家中进行休养。

在舒兹小姐家中，魏特琳的病情基本稳定，但情绪波动很大，有时甚至想偷偷自杀，因为她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她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常常这样写：“当全世界都在如此苦难艰困之中，我很遗憾自己却袖手旁观，不能帮一点忙，变成了一个包袱。”“我服务了二十八年竟以此为终……”。胡华玲女士在其《金陵永生》的专著中记述了魏特琳在舒兹小姐家中的生活情况：

“每天看看书，种种花，帮忙做点家事，还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到了那年圣诞节，她亲自包装邮寄了一些礼物给她弟弟及侄儿女们，又把从中国带回来的卡片向人出售，并将全部所得捐给中国救灾。虽然外表上明妮似乎已复元了，但是她心理总是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恢复正常，担心有朝一日她会被送到疯人院里去。她非常自疚给金女大及传教士公会带来如此多麻烦，对他们为她的病花了大笔费用万分过意不去。第二年（1941年）二月里金女大校董杜恩太太去德克萨斯州看明妮，发现她几乎跟正常人一样，不但谈笑风生，帮杜恩太太写了篇很好的文章，还邀请大家一块去餐馆吃饭。可是等杜恩太太走了之后，明妮趁着舒兹小姐外出，一人跑到药房买了三十颗安眠药，企图自杀。” [6]

在魏特琳生病期间，她还时刻不忘金女大，希望在病愈之后能再回中国工作。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总是说：“你认为我应该为回中国去作准备吗？中国是我的家，不回去似乎不对。”“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女大，并且试着尽力帮助她。”“在不久的将来，我又能再为金女大服务了！”她还经常对她身边的人说：“倘余有第二生命，仍愿为华人服务。”

1941年初，魏特琳被送到金女大校董杜恩太太家中一边休养，一边服用女性荷尔蒙。在杜恩太太家中，她也尽可能帮助杜恩太太做些事，后来甚至还到杜恩太太的办公室里每天工作半天。但正如在舒兹小姐家中一样，在魏特琳的潜意识里，她总认为自己给别人带来的负担太重，她也认为自己病愈的希望很小，因此，她总是想自杀，以此来减轻别人的负担。但是她的这一心理，别人是很难揣摸的。5月14日，当魏特琳一个人在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办公室里时，她突然想得自杀，于是立即仓促地草拟一份并不完整连贯的遗书：“我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错乱之苦，不如一死为快。” [7] 然后，她打开了厨房里的煤气开关……。

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女士走完55个春秋，与世长辞！

美国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在发布魏特琳死讯时说：“像在战场上倒下去的士兵一样，明妮·魏特琳也是在战争中牺牲的。”魏特琳自杀其病因主要是由于精神抑郁症引起的，但是造成精神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受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刺激。日本著名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笠原十九司教授研究指出：

战争的灾难并不限于人类肉体的伤害和死亡，由军队的战斗和占领带来的残酷的非人道的行为，对于直面这种恐怖的人们的神经，更是一种打击和摧残。

造成明妮·魏特琳神经错乱而自杀的，正是日军对南京的攻击和占领，她身处日军攻击和占领下的南京，体验到那种恐怖和冲击，这些都对她的神经造成严重伤害。这种伤害随着日中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扩大而加深，造成她精神的错乱，并产生破坏作用，最终导致她以自杀结束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牺牲者之一。 [8]

5月18日，美国密歇根州雪柏得镇的城郊，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和金女大美国校董会为魏特琳女士联合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葬礼，金女大校友代表纽夫人乘坐飞机从马萨诸塞州赶往密歇根州参加了告别仪式。由于当时魏特琳的全家都已从伊利诺州迁到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镇，因此，魏特琳也被安葬在这里。在其长方形的墓碑正面，雕刻着金女大校舍的剖面图，人字形屋顶内，用苍劲的隶书竖刻着4个中国汉字：

金陵永生

在汉字的下面，用英文书写着：

MINNIE VAUTRIN

“GOODESS OF MERCY”

MISSIONARY TO CHINA

28 YEARS

1886——1941

其中文的意思是：

明妮·魏特琳

  仁慈的女神

       在中国传教28年

  1886—1941

中国人的哀思

魏特琳不幸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到成都金女大本部，其中伊文斯（Mr.Evans）小姐给吴贻芳校长发来的电报称：“魏特琳于5月14日突然去世，葬礼将于礼拜天下午在密歇根雪柏得镇举行。” [9]

魏特琳突然去世的噩耗传到金女大后，金女大全体师生受到极大的震撼，“所有熟识她的人，无论是从自己还是从学校角度考虑，都把她的死视为一种巨大的损失……她的无私奉献精神既使人自觉渺小，又鼓舞人奋发上进。” [10] 她们纷纷采取各种形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女性。

5月18日，星期天，下午。与美国密歇根州雪柏镇举行魏特琳葬礼的同时，在中国的成都，由吴贻芳校长亲自主持，金女大师生举行了一个给人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悼念仪式。吴校长在大会上致了悼词，缅怀了魏特琳对金女大和中国人所作的贡献，她说：魏特琳的去世是金女大和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最大损失，她也是战争牺牲者之一，她为了中国而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这次悼念仪式上，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刘易斯·斯迈思先生也应邀作了精彩的演讲，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那段最为黑暗的日子里，斯迈思也留在南京同魏特琳一起保护受苦受难的难民，所以斯迈思先生对魏特琳的高尚人格十分熟悉。他在演讲中介绍了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挺身救护妇孺难民的活动，以及1940年春魏特琳病倒的一些情况，斯迈思还分析了魏特琳最后走向悲剧的精神原因，斯迈思的纪念演讲使得金女大师生深受感动。

第二天，吴贻芳给在南京的校友们写信，告诉了她们有关魏特琳不幸去世的消息以及在成都给魏特琳举行的纪念活动情况。在信中，吴贻芳还就如何纪念魏特琳之事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说：“各地校友来信希望寄一些纪念礼品，以便举行纪念活动，并称如果我们打算举办一个纪念活动，她们愿意捐款。我现在还没有进行认真思考，但有两点想法：一是我们设法搜集魏特琳的信件，看看能否将它附在纪念册中编辑出版；二是我们也许可以使用纪念基金来建一个像家一样的建筑来充作校友之家。对大家来说，魏特琳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如果她还活着，我想她也一定会同意的。当然这些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久我将提议校行政会议开会讨论这一件事，届时我将把会议的建议通知给你们及上海。”吴校长在信中最后说：“比纪念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加倍努力工作，这样才会使魏特琳的精神永垂不朽。她对上帝十分虔诚，她是我们的朋友并且总是期望成为最好的朋友，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她的精神，那么她的努力与献身将毫无意义！”

5月29日，在成都金女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纪念魏特琳有关议程，吴校长在会上报告说有很多校友来信来电询问有关如何纪念魏特琳之事，她还报告说，行政院很可能要正式表彰魏特琳所作的工作。会议决定：将魏特琳去世的消息通知到所有校友，并且要将魏特琳的事迹上报行政院孔祥熙。吴校长就纪念魏特琳之事提出了两点建议：1、建立一个邻里中心或社区的社会服务基金，该基金可以在今后采取农村服务的形式。2、在校园建立一个金女大校友会堂。会议最后决定建立一个名称为悼念华群社区基金，用于建立社会服务基金。 [11]

6月6日，在金女大校董执委会上，全体委员高度评价了魏特琳对金女大及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为南京难民所作的贡献。会议记录称：“金女大董事会对华群女士在金女大近20年工作巨大贡献表示非常满意。她的不屈不挠的唯心主义和她的全部功积（绩）连同她的高度能力和高深的教育，使她能特别适应在象金女大这样的大学里工作。由于她的死，和她的家属、朋友和基督教联合会一样感到悲痛。在这里，我们向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事实上，她的一生从事于大学的学术体制、理想和标准，她的一生也是给她的学生及同事于鼓励和挑战，给于成千上万受苦妇女和儿童勇气和希望，并且减轻了她们的负担。我们所能作的最合适的表示就是对她终生（身）服务的‘主’作出新的贡献。” [12]

由于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及其后之后为南京难民所作的卓越贡献，国民政府于6月10日正式颁布国民政府令，以褒扬魏特琳，褒扬令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令   三十年六月十日

渝字第三六九号

美籍女士华群，秉性仁慈，见义勇赴，曩任金陵女子大学副校长，辛勤训育，卓著成绩，二十六年冬季，敌犯南京，势焰凶残，独能不避艰险，出任救济工作，避难妇孺，赖以保全者甚多，兹闻在美逝世，轸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彰懿行。此令。 [13]

6月19日，在金女大校执委会上，会议决定：由德本康太太为魏特琳写一本英文小册子，同时在成都出版一本中文的纪念册，大会提议由吴校长、闵先生和张芗兰博士等人负责。第二天，吴校长亲自给德本康夫人写了一封信，告诉了她有关校行政委员会上有关纪念魏特琳的活动计划，信中内容如下：

亲爱的德本康夫人：

在昨天的校行政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已着手考虑这个问题，即如何准备纪念华群小姐的小册子。所有的金女大校友和华群的朋友都希望有一个关于华群一生的文字纪录。现在我们已经决定建立一个纪念基金，不久我们将发出正式通知。经过大家认真仔细的研究，我们决定在你处出版英文的纪念册，而我们将准备出版中文的纪念册。大家一致建议请求你来负责英文的纪念册。你非常了解华群以及她的工作，并且你在华群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一直与她在一起，你能够较容易地与华群在华东的朋友取得联系，而且你会很顺利地从华群的档案中找到资料。另外，鲍尔博士和马格思太太也会提供部分资料。我们认为纪念册可能不会太长，但它将是一本关于华群一生及其工作的清晰而真实的记录，所有华群的朋友们对华群一生及其工作都希望能给予充分的反映和肯定。……我们不知道你对我们的建议如何考虑？以及你是否愿意在学期一结束就开始做这一工作？

关于华群在美国的情况，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资料，迄今为止，吕蓓卡小姐给校友们的公告通知是我们仅有的资料。我想，马格思先生不久将会从教会董事会获得有关资料。现在我们不知道谁也许会有一张关于华群的好照片，据此照片，我们可制版收入纪念册，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件较容易的事，即从华群在华东的朋友中找到可用的照片。

关于纪念基金，我将尽快把计划送给你，对于一些急迫的要求，我十分希望得到你、程夫人和其他人的指点。对于已收到的纪念捐赠，我觉得可用于两个方面，一为现时急需的开支，我们准备将它用于为妇女需要的服务；一为建立一个基金，在我们返回南京之后，期望制定一个永久的计划。 [14]

在金女大档案里，我们未能找到金女大为纪念魏特琳而出版的中英文纪念册，不过，我们发现德本康夫人后来写了一篇纪念魏特琳女士的文章，题目是《华群女士追思礼拜报告》，因为德本康夫人长期同魏特琳一起工作，对她较为熟悉，因此所写的纪念文章具有相当价值，现将这篇文章转录如下：

金陵女子大学创设于1915年，经四年而第一届毕业，在此期间，未办教育系，专候华女士来华，负此重任。

华女士于1913年来华，先在合肥办女子中学，为教育界先锋，深明中学生之问题，颇能体贴中学生之困难，所得经验，极有价值，数年后返美，得硕士学位，1919年，复来中国，执掌女大教职。

鄙人两次返美，均由华女士任临时校长之职，第一次为1919年至1920年，其时中国正闹学生运动，为教育领袖者，颇不易维持；第二次为1924年至1925年，本年内先有江浙战争，继则五卅运动，应付当前环境之难，更甚于前。

女士经两次难关，增加见识不少，彻底了解校长之职务与困难，故予在同事中，即以女士为长城之靠。

本校教育系，全由女士开始创办，女士除教书外，复任四项重要工作：（一）负责计划课程。（二）训练学生毕业后，作教书或办学之准备。（二）1925年开办附中，我校今日之实验科，即系以昔日之实验中学为基础。（三）介绍学生职业，自女士来校任职后，凡历毕业生，无一能如女士之与共接近，数次周游各地，参观诸生所任事业，并相与联络感情。

本校自1923年迁至陶谷后，女士一意欲使本校日趋繁荣，自动扩充并进行其昔日之园艺计划，种植蔬菜、杨梅及各种果树花木，而尤于菊花培植甚力，故此后每当菊花开放之时，宜如何引起朋友辈追思之感想！此外又遍植树秧，造成本校之美丽，大部实出于女士之力。

女士颇重视本校前后左右之邻居，常喜与联络，每逢星期日，出外探望邻居作为朋友，体贴其处境之困难，辅助其生活之不足，劝导之使来校作礼拜，有病则尽力相助，而尤于儿童爱护甚切，凡此种种工作，自不易以一人之力应付，故女士劝领学生作服务人群之工作。

吾人今日所欲纪念者，不专在纪念其工作，而尤须认识其人格，女士之工作，悉根据于其浓厚之兴趣，其乐于工作之精神，与普通一般人但尽本分而无真正兴趣者，完全不同，因此，兹特提出其最有兴趣之数事如左：

（一） 女士爱与人来往，初莅中国时，研究中国之风俗与礼貌，如年节及家庭之婚丧喜庆种种礼节，无不乐于学习，在学生中首先提倡中国古来之礼节与谦恭之礼貌，故学生均以女士为极有礼节之人。

（二） 女士乐于与普通一般男女来往，如农夫、工人以及家庭中妇女，并体贴凡作苦工之人，提高车夫之代价，注重平等打破一切阶级制度，深为受教育者，不宜轻视平民，因一般普通平民，乃国家之中坚份子。

（三） 注重秩序与自治，女士于习惯方面颇有自治精神，如守时、节俭，凡作事均有条理有预算，在每次遭遇危难时机——尤于1927年至1937年，凡所遇事均有详细记载，虽每至晚间困倦时，仍不忘记录一天之事实，此种记载，在史料方面，颇有价值，女士深冀其学生亦能亦步亦趋，效法此种优良习惯，享受完美而有秩序之生活。

（四） 女士于有秩序之生活中，有时抽出一部份时间，作游历之举，以调剂其精神，生平最爱游山，每逢假期，辄寻访名胜之地——如山东之泰山、青岛之劳（崂）山，日本之温泉山，高丽之金刚山。其于游历不独自感兴趣，并常鼓励教员与学生，使有同样之兴趣，屡曾费事为数十教员与学生办理旅行之一切手续，俾彼等得享受旅行之福。女士最爱泰山，其优美之精神，即受此高尚环境之陶养。

（五） 女士性爱高山，故眼光扩大，期能改造一更美善之世界，又为万国和平会会员，向抱世界和平之理想，对全球教会及天国，极端忠心。女士所最感刺激者，为中国遭遇特殊之严重环境，与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使其和平之理想失望。

（六） 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唯一希望大家有合作互助之精神，以改造此种恶劣之世界。

（七） 总之，女士一生之精神，乃爱团体，常以为团体虽小，若能团结一致，即可发展成为最大之团体，吾人今日所纪念者，不可忘其爱和睦爱团体之真精神。

华女士一生跟随耶稣，切盼其学生、朋友邻居以及同事辈，均能以同一之精神，跟随耶稣，完成其未完成之工作，继续努力前进，恳求天国降临。 [15]

由于魏特琳在金女大师生中影响很大，因此，几乎每年金女大都要举行一些活动来纪念她。特别是金女大从成都迁回南京之后，触景生情，更加促使人们怀念她。1946年11月10日下午3时，金女大隆重举行了一场纪念魏特琳教授的追思会，这是金女大在迁回校本部后举行的第一次纪念活动。“是日阴风惨惨，似助人之哭泣。华群女士德智感人，致到会人数甚众。”在追思会上，除吴贻芳校长缅怀魏特琳教授一生业绩外，还邀请到金陵大学历史系主任贝茨教授作特别演讲，贝茨教授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少数西方人士之一，当时他是金陵大学留守的负责人，他是一位为魏特琳十分敬仰的教授。 [16] 这次追思会开得十分庄重，兹将追思会的程序罗列如下：

导乐                    顾天琢女士

      唱歌                    普天颂赞三二七首

读经                    张芗兰女士

华群教授史略            吴贻芳校长

特别音乐                灵魂安息歌

演讲                    贝德士先生

       唱诗                    普天颂赞三三九首

 祈祷                    陈熙仁校长

                       散会

吴贻芳在追思会上的讲话，对魏特琳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她在报告的开头说：“华群教授离开本校已六年半了，她的去世，也已五年半了，然而我们还觉得像昨天的事情，这是因为她那伟大的人格，永远留在人们心里的关系。”接着，吴校长同全校师生一起回顾了魏特琳的一生：

华教授于公元一八八六年生于美国伊利诺州，龆龄就学，聪颖过人。卒业于该州大学，得文学士学位，后进芝加哥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得硕士学位。至欧洲考察时，对丹麦的民族教训，极感兴趣。闻我国教育不发达，遂决计来华服务，亲友虽多方劝阻，终不为动摇。民国元年，华教授初到我国，任安徽合肥三育女中校长，很有成绩。

民国八年的秋天来本校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精心擘划，建树很多。对教学方面，倘遇到困难，竟会废寝忘食的去想法解决，他视学生的成败是自己的事，所以对学生，既同慈母，又不啻严父。他主张大学卒业生要在中小学服务的，必须学习教育原理，教学法，心理学和实习教学等科目，因此设立附属实验中学，躬亲指导，成绩卓著。

华群教授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然对人时露笑容，以此高贵而和蔼可亲。至待贫儿寡妇，更是谦卑柔和，所以不仅本校师生乐于亲近，就是附近邻居，也都喜欢和华教授往还。更有一点，他酷爱自然，常在课余，植树种菊，对菊花的爱好，不亚于五柳先生。每至深秋，辄陈菊数百盆，公开展览，与爱好之人，共同欣赏。

“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句话在华教授似乎特到（别）认识清楚，他担负教务，课务，附中等等责任，可以说一天忙到晚；但偶而有一时或一刻的空闲，便立即利用他为附近邻居服务，设有乐群社——又称社会中心馆，懿范家政学校等，使附近贫困妇孺沾到相当的实惠，所以附近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华群教授；也没有一个不说华教授好的。

当民国二十六年的冬天，敌人一天天的进逼首都，政府为避凶锋起见，决定迁到重庆；同时令本校也迁到后方安全区域办理。时情势非常严重，大家都怀西迁之意；独华教授毅然愿为本校留守，此种“见义勇为，见危授命”的精神，殊足令人感佩。

在敌军进城时，不及和不能西迁的妇孺，惶惶不可终日，华教授为拯救起见，立将本校改为战时收容所，专门收容妇孺。日军纪律很坏，加以敌将要在南京实行其大屠杀，所以罪恶行为，罄竹难书。见华教授收容我妇孺，保护我妇孺，心中非常衔恨，曾批华教授的颧颊以泄愤；然万余妇孺竟靠了她不顾生命的护持，终得到了安全，所以一般人都喊他是“活佛”。

后来首都的秩序渐渐好转，收容所的妇孺，也可以回家了，然而有许多人已无家可归了，遂又设职业班，授以生活技能，使能自谋生活；更设补习班，使年幼失学的得受教育。此种救人的精神，古今中外实在少见少有的。然而华教授也心力交瘁，神经衰弱，无法支持，只有病倒了。经友好再三敦劝，始于民国二十九年五月，返美调治，卒以病入膏肓，康复乏术，延至翌年五月十四日竟与世长逝了。伤哉！

华教授在临终前，犹云：“余有两个生命，仍愿为华人服务”。此称爱吾华人之心何等深切！而牺牲自己，为异国人服务，其人格何等伟大！当噩耗传来，闻者莫不震悼；就是中枢方面也轸惜良深，在是年六月十日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赞其舍己为人的精神，使我国的人，有所取法。

在报告的最后，吴校长说：

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这种成仁取义的事情，华教授早做到了，所以他的精神生命是永远存在的，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耶稣说：“信我者，虽然死了，也必活着”：这话好像为华教授说的。 [17]

在这次追思会之后不久，也就是1947年5月在魏特琳去逝6周年的日子，在金女大校园里又举行了一场纪念报告会。在这次报告会上，吴贻芳校长再次作主题报告，她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魏特琳的人格精神，她说：“复员以来，百端待理，缅怀前修，益增劳念。溯贻芳于民国十七年秋继长校务，时德前校长既返国休假，而女士亦辞教导主任，仅任课程委员会主席，然对学校一切计划，仍悉心借著代筹，既不居名，又不强人采用，贻芳得其襄助至夥，对其人格，尤为钦佩。盖女士深得基督教之博爱精神，待人接物，无不具有爱心，故能舍己为群，乐善不倦，其感人之深，如铭入心脾，永远不能使人遗忘。” [18]

为了更好地纪念魏特琳女士，使她的精神发扬光大，在魏特琳逝世6周年之际，由吴贻芳、杭陈越梅、梁黎剑虹、张默君、钱用和、谷皮以书、朱熊芷等32人发起募建一座纪念堂，并充附中校舍，以此来纪念魏特琳女士。其发布的《募建华群女士纪念堂缘起》中说：“同人等或忝与友善，或景仰其为人，咸思有以纪念之。爰旧金陵女大之附中系女士所手创，该校不仅金陵女大须承女士之志，为培育人才之用，用社会上亦需有此优良中学。以培植青年女子。今规模虽具，然校舍仍感不敷，拟募建华群堂一座，既可纪念女士，又可以供教学。希望本校同学及社会热心人士，或钦其为人者，或认为社会上有此需要者。其襄盛举，慨与资助，俾能早观厥成。” [19]

但十分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内战频仍，纪念堂未能如愿建立起来。但金女大一直没有忘记魏特琳，她永远活在金女大每一个校友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