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情倾金女大
致力于学校发展
1918年秋，魏特琳在合肥工作已达6年。按照教会里的惯例，魏特琳获得回美休假一年的机会。当魏特琳回到美国时，在她的家乡西科尔小镇曾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淳朴的小镇居民为本地能出这样一位年轻勇敢的女传教士而深感自豪，都争着请她吃饭，教堂也请她去作演讲，6年来她在遥远东方的所见所闻深深地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当年小镇上那个贫苦倔强的小姑娘如今已长成众人仰慕的女英雄了。在探望过父老乡亲之后，魏特琳立即前往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用难得的假期时间又取得了该校教育学硕士学位。
魏特琳所属的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本打算在她休完假后，派她回中国，到江苏南通创建一所女子中学。但就在这时，位于南京的教会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因校长德本康（中国名）夫人回国筹措建校基金，急需一适当人选代掌校务，由于魏特琳在合肥女子中学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使之成为最合适的人选。经金女大多方疏通，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终于同意把她借调给金女大，但魏特琳此时正与同在中国传教、也回美休假的美籍未婚夫筹办婚事，到金女大去代理校务就意味着已经32岁的她又要推迟婚期，所以教会人士都担心她会推辞不就。没料到事业心极强的魏特琳接受了聘请，并决定将婚期向后延宕一年，她与金陵（南京古称金陵，魏特琳及其他外籍教师都习惯于把金女大称为“金陵”）的不解之缘由此结下。但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婚约过不多久便告解除，魏特琳坚强地承受了这一打击，从此一直过着独身生活，终生没有婚嫁。
1919年10月的第2周，魏特琳来到南京，受聘为金陵女子大学教务主任，并代校长职务一年半，开始了她与南京、与金女大长达二十多年的不解情缘。
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以后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由外国教会组织在华创办的第一所设置完整的女子大学。辛亥革命后，英美各教会在江浙沪一带兴办了不少女子中学，推动了中国沿海省份的女子教育。为“造就女界专门人才”，培养和保证女中师源，同时为毕业后的女生提供升学场所，美国浸礼会、监理会、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等教会遂商定在南京（当时这里有望成为民国首都）建立金女大，其后又有圣公会、伦敦会、复初会参加合作，经费则由这八个基督教传教会及姊妹校美国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女子学院共同资助。1913年11月13日，管理委员会推举美籍人士德本康夫人（Mrs. Lawrence Thurston）为首任校长，负责筹办建校事宜。
1915年秋，金女大正式开办。当时规模很小，教职员仅6名（美籍4人，华籍2人），学生11名，平均年龄23岁。不过学校完全按照英美大学的标准办学，课本也全部选用英美大学原版教科书，有些英文程度较差的学生学习起来颇觉吃力，以至第一期学生中只有5人获学士学位。经美国纽约大学委员会认定，金女大学生成绩优良，其程度与各大学相埒，因而予以核准立案，颁给学位有效，获学士学位的毕业生还可免试直升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这5人也是在中国本土取得学士学位的首批中国妇女，后来成为该校第一任华籍校长的女教育家吴贻芳及该校首届华董主席徐亦蓁女士（她也是吴贻芳的同班好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魏特琳到校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繁忙校务工作中去。她处处以办好学校为己任，精心安排教务，革新各项教学工作，为金女大的发展竭尽心力。对此，协助她工作的布朗小姐报告说：“学校开学仅一个月，魏特琳小姐便来到南京，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担当了越来越重的责任。下车伊始，她就肩负起调整各种关系的责任，还要为学校教学楼建筑计划提出咨询。在未来金女大之前，她对这些问题还没有任何准备，但由于有较好的职业训练，她轻车熟路，很快就适应了这一系列难题。看见她承担了如此繁重的任务，并且十分出色地推进了学校的工作，我们都由衷地感到佩服。”所幸的是，金女大有一个组织完善的办公机构，帮助魏特琳处理许多琐碎事务，使她不必亲自扮演注册主任、会计及办公室主任等角色。
魏特琳矢志于中国女子教育的推广，认为推广中国女子教育必须先从加强女子中学教员及行政人才的训练入手。她在美国大学里受过专业师范训练，又在合肥女中经过多年实践锻炼，熟悉中国的中学教育，学校由她讲授教育课程时，曾吸引了大批学生到教育系来听课。教育学虽被列为全校学生的必修课（1925年金女大将教育系设为辅修系），但是魏特琳很注意保持职业训练及课程掌握两方面的平衡，不赞成学生只把教育当作主课。她认为师范生必须掌握正确的教学法，也应该熟悉自己所讲授的课程；作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学科过分专业化会导致知识面过狭窄，不利于实际教学工作的开展。
出于对教学实践重要性的认识，魏特琳在教育系建立起教学实习制度，要求学生们不仅得熟悉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更要懂得如何实地教授所学科目，这在当时是富于开创性的教育思想。魏特琳还主张有志从事教育的学生应该学习教育学理论，并至少要熟悉一门中学课程，经过中学实习、取得良好成绩后方可毕业。经长期的教育实践证明，她所建立的这套教学程序与标准是行之有效的，后来在中国的师范院校中也得以普遍推广和实施。
正是在魏特琳的大力倡导下，金女大于1924年添设附属实验中学，作为本校毕业生实习教学的场所、教育系培训教师的样板，使学生在掌握教育原理及方法外，还可获得实地教学的经验。
魏特琳的到来也使金女大民主气氛大增。作为教会学校，校方开始时像对待中学生一样，在学生的生活、学习上都管得过紧。为证明自己能够管理好自己，学生们申请成立学生自治会，这一要求得到了魏特琳的积极支持，也终获校方批准。新成立的学生自治会不仅组织、监督学生自觉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还承担起大门管理及宿舍卫生等责任。学生们敢于向学校提出自己的意见，呼吁撤换掉了不合格的女舍监。魏特琳为此深受学生的爱戴。
魏特琳知道，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对学校发展来说尤其关键，所以她十分重视学校员工的选拔与培养，“我们务必要使每个系都配有最好的教员，并为之合理安排课时与科目，让大家都能感到自己正在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工作，人人葆有充沛精力，越干越有劲头。”学校先后聘请了一些德才并茂、具有专业造诣的教员前来任教，扩大和充实了原有的师资力量。她还积极维护外籍人员每六年回国休假一次的制度，使他们有时间放松身心或进修专科，提高自身素养与水平。为保证学校新建的现代化图书馆一开始便立于较高起点，魏特琳向金女大纽约委员会力陈己见，在美国聘请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经验丰富的图书管理员参与到新图书馆的筹备与管理中去。由于坚持唯才是择、唯贤是用的用人方针，金女大所选教师素质普遍较高，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学校教学质量。
金女大开办伊始未能自建校舍，而是租赁南京绣花巷李鸿章故宅（人称“百屋房”）为临时校址，百多个房间及户外的花园菜地足够教室、宿舍、办公室、实验室、图书馆、礼堂、操场之用。随着风气渐开，学生日增，学校又获得建立永久校址的基金，于是在城西宁海路南段陶谷购地三百余亩筹建新校园。魏特琳作为校方主持人，在抓好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新校区的筹款、购地、建筑设计及营造工程等各项繁杂事务。自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以来，南京城受战争影响破败不堪，许多土地变成了坟地，金女大购置的土地也是如此，因此清理搬迁工作特别艰巨。学校不得不为此支付各种额外费用，还承受了很多流言蜚语，德本康夫人曾感激地说：“魏特琳小姐自1919年来就肩负了这副重担最沉重的一头，而将同建筑师、合同承包人打交道等相对简单的任务留给了我。”
1923年新校园初具规模，新址上的7座主要建筑落成。其中体育馆（100号楼），面积143.78平方米，底层是礼堂会议室，上层为体育系办公室及健身房，因位居中央，故又称中大楼；位于南面的科学馆（200号楼），面积1540.61平方米，为生物、化学、物理系教室及实验室；北面的文学馆（300号楼）面积1491.75平方米，有教室16间，其他为事务组及各系办公室；宿舍共4座（400—700号楼），每幢可容百余人，面积1150.8平方米，内设寝室、小食堂和交谊室。这是中国基督教大学历史上最大的校园楼群之一，呈四合院式正对东面的紫金山，建筑式样“采我国古代宫殿之优美，而以西法利用，位置采庭院对称式，不觉散漫”，堪称是将中式风格用于现代建筑的典范。同年7月全校师生迁入后，魏特琳又亲自带着园丁设计种植花草树木，美化校园环境。古朴典雅的校舍与回廊、草坪、池塘浑然一体，四周松楠掩映，花圃飘香，成为幽静雅致的求学胜境——在这座被誉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里，不知渗透着魏特琳多少辛劳的汗水，凝聚了她多少殷切的期待。
1925年，魏特琳抽出第二次例行休假的时间，进入芝加哥大学教育系继续深造。她一面忙着选课学习、撰写报告，一面以金女大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的身份直接负责在美国购买图书，甄选教职员、图书馆管理员以及策划新课程等具体事宜。为了接洽处理有关校务，一个晚上往往得写上五六封信；而光为金女大甄选合格教职员一项，就多垫付邮票和电报费9块多钱。那时她月薪才75元，芝加哥的生活费用又高，9块多钱应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教会方面已明言无法增加该校经费的情况下，她还一再地写信给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反复申述增加金女大经费及教职员的重要性，以确保教学素质与学生利益。同时，魏特琳也不放过任何向外募集资金的机会，她发动在美国的金女大校友为母校募款。在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夏令营上，她一次就为金女大募得好几千块钱。
1927年，中国局势激烈动荡，政治军事的飓风席卷南京，在三四短短的两个月间就发生了
“南京事件”，接着蒋介石发动4·12政变。3月24日，北伐军攻进南京时，城内局势相当混乱，到处兵荒马乱、人心惶惶，邻近金女大的金陵大学就有多处建筑遭战火烧毁，美籍副校长文怀恩遇散兵抢劫被枪击致死。停泊在下关长江江面上的英美等军舰闻讯，就向南京城内开炮，炸死炸伤多人，形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事件震惊了在南京的外国人，他们纷纷逃到停泊于下关江面的外国军舰上，多数人决定立即回国，大部分教会学校被迫停课，有的甚至关闭。金女大虽免于焚掠，但正常教学秩序已被打乱，魏特琳同其他外籍教员一起疏散到上海。滞沪期间，她时刻记挂着留校教员和学生的安危，还忙着策划金女大秋季招生及开学事宜。万事殊难预料，大家甚至作出了不得已时在上海物色临时教室也要按时开课的打算，魏特琳向委员会的朋友表示：“我们觉得如果坐待事态完全平息的话，也许就会等上好几年。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眼下这一年将是荆棘满途，可能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为艰难的一年。不过所有的努力和辛苦还是非常值得的。”
南京市内秩序尚未恢复，魏特琳就在8月间只身回到南京处理过两天校务；未经美国驻沪领事馆准许，她又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与部分同事分批返回，代替暂留上海的校长负责全校行政。在大约长达6周的时间内，金女大以魏特琳为首的8位美国女教员成了南京城里唯一的一群美国人，她们都勇敢地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在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金女大于9月22日在南京本部如期开学，有教职员22人，学生115人，且开学后每天来访问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这在因时局干扰公私教育几陷停顿的当时甚为难得。
看到学校“一切顺利无阻”，各项事业有条不紊，中外教职员合作无间，女孩子们学习目的明确、求知欲旺盛，魏特琳由衷地感到高兴。她在11月3日给纽约委员会班登太太的信中，对于金女大能够推动和完成富有成绩的高等教育充满了信心，并乐观地说：“请别为金陵担心，她不会也不可能倒下去，因为她年轻的根已深扎于对她忠心耿耿的学生及校友心中。”
在1927—1928那个特殊学年里，魏特琳凭着她非凡的信念、沉着、果敢和坚毅，与同仁、学生们一道精诚合作，终于使金女大安然渡过难关。1928年7月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共授予21名女生学士学位，这是金女大自创校以来授予学位最多的一年。
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回收教育权的正义运动，政府有关章程也规定外国教会在华所办大学应建立华人占多数的校董会，校长必须由华人担任。金女大董事会依此实行了彻底改组，产生了由徐亦蓁担任会长的新的学校行政机构，校务暂靠几位中国教职员分担；不少外籍教员离开了，把金女大当作自己家的魏特琳却没有离开。
校长德本康夫人自行辞职后，校董会推选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的吴贻芳为校长。1928年11月3日上午10时，新校长就职典礼正式开始。校体育馆内张灯结彩，魏特琳同其他教员、校友及来宾一起头戴方帽，身着礼服，排队入座，目睹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宣誓就职的空前盛况，感受中国妇女界的无上荣光。会上，校董会会长、教育部长代表、中央大学代表、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代表、女大教职员代表、校同学会代表及自治会代表先后发言祝贺。第一夫人宋美龄也莅临演讲，称赞金女大“使命重大，设备完全，声誉隆盛”；吴贻芳则在就职致辞中回顾了过去经营奋斗所取得的成绩，“一方面有这样壮丽的校舍，完美的设备；一方面在社会上有一百二十多个毕业生，在教育界及他种事业上服务”，勉励“研究同学文理并重，既具国学之思想，又得科学之方法”，并在学问与人格谐调发展方面对学生们寄以厚望。
吴贻芳主持金女大校政后，作为社会名流还担任中华基督教教育联合会负责人、华东基督教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务，经常需要外出开会或参观访问，因此不少校务仍由魏特琳掌理。她认为魏特琳长期担任教务长和教育系主任，不但经验丰富，更具备了一名合格教员应有的品格与素质：安之若素地面对不测及挑战，冷静如常地处理各种困难。
吴校长敏锐的思想、卓越的组织才能、对教育事业以身相许的献身精神也很让魏特琳折服，她曾这样毫无私心地向友人褒扬道：“同吴博士一道工作，使我真正认识到她的确是当代中国的女界领袖、人中英才。她才智超群，为人坦诚，工作起来不知疲倦，是名不折不扣的、纯粹的基督徒（吴1926年在金女大读书期间，就在上海的浸礼会怀恩堂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两个人志同道合，不仅是和睦相处的同事，还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本已事务缠身的魏特琳见吴贻芳夜以继日地工作，处理各式各样的文件，有时忙起来甚至连吃饭睡觉也顾不上，就主动替她物色一位训练有素、熟悉校董事会工作的全职秘书，最大限度地帮她减轻工作压力。
不料，1929年初魏特琳接到了父亲要她回国奉养的家书，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确实需要有人在旁照料，她遂有辞职之意。魏特琳长期致力于中国女子教育，又有带领学校走出危机的丰富经验，在金女大的地位与作用实在无人可替，所以吴校长和纽约委员会闻讯后马上加以慰留，委员会又立即致函迁住在密歇根州雪柏德镇的老魏特琳先生，恳请他改变初衷，让女儿留在金女大。信中写道：“无论如何，令尊在金女大的位置极其重要，所起作用亦不可估量。对于由她主管的教育系来说，她所受的专业训练及多年积累的经验简直就是无价之宝。为社会培育和输送未来师资力量的教育系是全校最重要的系科之一，因此该系主任尤其关键。魏特琳小姐精通中文，其中文水准在所有教员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她长期担任学校要职，负有重要职责；而她在教会委员会的工作经历也是弥足珍贵的。”并强调值此新校长上任不久的关头，学校更需要像魏特琳这样坚强、有经验、有能力的教务长扶持襄助。委员会同时写信给魏特琳的弟弟，请他帮忙说服父亲。在各方劝说下，深明事理的老魏特琳同意等女儿两年后休假时再回家。委员会与吴校长收到答复后都松了口气，委员会还特别去函感谢老先生，说他的决定无异于赠给金女大一份“贵重的礼物”。
1930年底，金陵女子大学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照准，遵照大学组织法，改校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在魏特琳等得力助手的配合、协助下，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一是努力扩大学生来源，使普通中学毕业生的比例大大提高，改变了原本单一狭窄的生源结构。二是改革课程设置，调整和扩充原有科系。学校由创立时的文理两科发展成文理两院，根据学校教学与培养需要增设了新的系科，取消了不合需要的宗教系。三是在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四是强调学校的师范特点，注意学生常规训练。平时特别重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从事社会调查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五是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规定每个在校生可找一名教师作导师，导师负责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生活以及其他方面出现的问题，从而密切了师生关系。
以上改进措施使金女大得到更快速的发展。但由于学生人数年年增加，原有校舍已不敷使用，学生宿舍多数人满为患，有的班级则不得不在候客厅上课。为适应学校新的发展要求，魏特琳向美国董事会及行政委员会努力交涉，积极争取扩建校舍，还多方奔走募集款项，寻求财政支持。她在芝加哥大学进修期间，吴贻芳还常从南京来信跟她商讨校务，许多事项也要依靠她处理疏通。时值美国经济萧条，董事会财源大减，魏特琳就主动提出把自己的薪水从第二年起削减十分之一；为节约经费，她返程时乘坐的是最便宜的轮船舱位。
到1933年，金女大学生人数已增至200多人，新生74名，不但素质高于往届，且平均年龄也降到20岁以下。由于该校教育成就已名闻四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授予其独立办学的权利，颁发学位不必再送到美国审核。那一年，学校又增建了两座宫殿式校舍，其中北面一幢为图书馆兼行政办公室，面积1396.92平方米，内部结构设置参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南面一幢楼上为大礼堂，楼下则是音乐室和演奏厅，面积144.38平方米。这两幢大楼均用钢筋混凝土建成，结构极为坚固，内部装修考究，与原有建筑物围绕大草坪形成整齐对称的四方格局。接下来的图书馆搬迁中，全体学生都动员起来，在演讲厅二楼的旧馆与新馆之间排成壮观的长龙，将成捆成批的书籍一一传送到位。同学们边劳动边唱歌，为能拥有这样好的新图书馆而个个兴高采烈。
由宋氏三姐妹捐赠的金女大附属实验中学的宿舍大楼（东一楼），也在魏特琳亲自监督下于同年9月竣工，及时开放给70多个学生居住。校友严彩韵四姊妹出资捐建的疗养院（即校医院）1936年底亦告落成。1937年春，又有南山教工宿舍甲乙两楼完工，面积分别为837.12平方米和1375.6平方米，楼内各有16间卧室、两个会客室及一个小饭厅。女教职员迁入后腾出的宿舍供学生使用，学校师生的住宿条件因而大为改善。不过，当搬离往日拥挤不堪的500号老楼时，望着空空荡荡的宿舍魏特琳还是觉得有些怅惘若失，毕竟她在此住了十几年，这里曾举办过无数次快乐的聚会，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回忆。在经历了过渡及搬迁的种种不便后，大家对新居都很满意，这里环境优美，视野开阔，可以望见乡村的自然景色。魏特琳是这样向朋友们介绍学校新建住宅的：“演讲厅以北，在原来的网球场旧址上如今已造就了一座呈西洋风格的新宅，其外墙刷上了冷蓝灰色；原先种着两棵树的地方现在则是一栋样式奇特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平屋顶。我们住处的北侧还有三四栋临街楼房正在兴建，北面的汉口路、东边的上海路也在铺筑之中。”
由于学校育人有方，加之历届毕业生的出色表现，金女大学生很受社会各界青睐，往往未出校门就有多个岗位待其选择。魏特琳看到，随着时代发展，受教育妇女的就业之路比以往拓宽了许多，不断有社会福利、乡村建设等领域内的新职业向毕业生开放，但诸如商业管理、实验研究之类行业提供给妇女的机会还很不够。她认为，教育的普及化迟早也会使中国同国外一样出现就业不足的情况，而妇女就业状况却不容乐观。据教育部统计，当时全国约每万人中才有一人上大学，女生则仅占学生总数的八分之一，每4万名妇女中只有一人受高等教育，因此提高广大妇女受教育程度仍是当务之急。
1934年，魏特琳在校内特别开设了一门名为“教育与职业指导”的新课，旨在指导、帮助入学新生对专业课程及未来职业作出更明智的抉择。从该学年起，学校还规定各个系科都必须向新生们提供其领域内有关专业供求、所需才能等方面的信息，同时还邀请各地专家学者来校介绍护理、医学、写作等职业的发展现状，凡是新生都被要求出席和认真听取这类讲座。另外，魏特琳通过访问远近学校，已经熟悉了她的学生将要去的地方，并能向这些学校提出非常重要的建议。
根据校方截至1937年2月所作的统计，金女大历届毕业生总数约400人，其中从事教育的比例最高（已超过半数），向国内外再求深造者占5.5%，此外为行政、宗教、医护机构以及社会服务部门工作者也为数不少。魏特琳曾详细记录了1937年6月毕业生就业情况：44名应届毕业生中就有60%以上去中学教书，25人当老师，还有两个出任系主任。其余有两人成为护理人员，两人将继续其医学课程，一人进入社会医疗系统工作，两人从事宗教社会工作，一人在政府部门任公务员，一人下乡。
魏特琳一心扑在学校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上，成天忙于教学和料理校务，连礼拜天的时间也被社区服务等各项社会性活动占据，即使是在外休假期间，也要为学校的人事、资金问题煞费苦心。她在十五年的时间里甚至只看过两次电影，还得常为自己无暇通信向朋友们道歉。魏特琳有时也抱怨说，自己在学校总有数不清的事想要做或非做不可，因此很难得到休息，不过，紧张的工作却让她在精神上感到无比充实。由于长期过度劳累，魏特琳终于病倒了，左腿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使她一段时间内不得不平躺在床上，偶尔站起也无法坐立。别人都劝她以后不要再如此操劳了，应该学着放松一下，她也戏称这是对自己伏案过久的一种“惩罚”。但即使在病痛中，魏特琳仍念念不忘学校各项事务，最让她感到遗憾的是，她不能参加金女大的开学准备阶段，错过了新生入学程序及毕业生退校等学年重要活动。
魏特琳无限热爱教育事业，把自己的青春与心血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到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建设与实践中，她无私奉献的精神为金女大师生们树立了表率。在她与同事们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下，金女大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蜚声海内外。抗战爆发前，学校资产总额已超过200万，教职员（包括兼职在内）48人，在校生增至259人，平均年龄20.4岁。招收新生80多人，有近百所公立和教会中学定期向金女大输送毕业生，学生来源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个省份，甚至像爪哇那么远的地方也有学生前来就读。学校开设课程近百门，教学仪器、模型可供400名学生实习之用，钢琴20多架，图书资料也由初始时仅一部英文版《大英百科全书》扩充至中外文各半的10万余册。
爱的教育
金女大的生源主要来自江苏、广东、福建、安徽、湖北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相当多的学生出生于工商、政军、教育、文化、医学界等有产阶层，家庭经济状况良好。而当时普通老百姓连生活温饱尚成问题，供养子女读书十分困难，更别说让被社会所轻视的女孩子上大学了，因此只有一些有钱有地位人家的女儿才有机会上金女大。学生们原先囿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对下层民众的疾苦一般知之甚少或是漠不关心，大部分人都向往去国外留学而不大热心爱国活动。针对于此，魏特琳鼓励学生们树立更高的生活目标，并且勇敢地走出象牙塔，把自己融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
迁入宁海路新校址不久，魏特琳就一连利用好几个周末的下午，带着数名学生代表挨家挨户地走访住在学校周围的居民——通过这些郊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学生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农村问题。当学生们得知邻居中有100多名学龄儿童因为家境贫寒无法上学，而即使少数上了学的也只在一家旧式私塾里读《论语》、《三字经》之类时，就决定开办一所小型的现代化学校，从第二学期起聘请了一名全日制教师，利用学校门房为孩子们开课。然而来念书的孩子太多，门房里容纳不下，魏特琳就在学校师生中发起募捐，用募得的900美元在附近购买了一小块土地，盖起了一所有两间教室、一间阅览室和一个食堂的小学校。1924年秋，培幼小学正式开学，专门招收周围穷人家的失学儿童，不仅教他们念书识字，还教给他们增进生活意义的知识，学费全由金女大“基督教女青年会”负责支付，金女大学生则在必要时提供教学上的帮助。
魏特琳自己就是贫苦出身，所以她对广大劳苦百姓怀有一种朴素真挚的情感、发自内心的同情与关爱。课余时间，她常独自一人骑着脚踏车去拜访附近贫民，尽量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一来二去，她同那里的大人孩子都交上了朋友，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华小姐”，邀请这位可亲可敬的外籍教授到他们简陋的家去作客，在一起谈心、喝茶或者共进晚餐。邻里们也常应邀来金女大校园参观，魏特琳还把自己精心培植的菊花送给他们去种。
金女大学生在魏特琳的引导带动下，由刚开始只有少数人参加助贫服务，发展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来。每周都有30多个学生，定期轮流到受助邻家上门服务，教女孩做手工活，给男孩找工作。金女大师生又合力募集了5000多美元（规定凡捐资15美元以上者均可获一枚特别徽章），建成一座“睦邻厅”和一个“邻居健康中心”，为邻居们提供聚会活动的场所。1934年11月10日“睦邻厅”正式开放那天，街坊四邻都赶来参观，女童们负责用茶水和花生款待，男童们则负责引导招呼大家。晚上，师生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节目，不仅有培幼小学学生和邻居孩子表演的歌曲及短剧，还有一部农业电影放映。但她们没料到来的人太多，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只好在第一盘电影胶片放完后就结束节目，让大家提前回家了。
由校学生青年会与社会学系组办的乐群社在此开展了多种活动：她们为成年男子成立了藤工会组织，请专门的藤工教员每周五次教他们编织字纸篓、花篮等，以提倡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为附近儿童设有四维团，教授国文、英文、珠算、手工等课程；为已婚妇女开办家庭改良组，训练母亲形成卫生及养护习惯，教给她们织绒及保婴育儿的方法，同时增开儿童班，从邻居中选出年纪较长而有经验者照料随母亲同来的幼儿；为未婚女子所办的姊妹团则注重缝纫与卫生，设有手工班、烹饪班。她们教会妇女制作花生浆后，各宿舍预订源源不绝，两周内出品百罐以上，以至参加者踊跃，位置供不应求，此一项竟成为这些妇女家庭中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健康中心”则包括浴室和平民诊疗所，学校卫生及体育教育系中受过医护训练的师生们常向邻居们传授卫生知识，并每周两次为贫民提供义诊。魏特琳宽慰地看到学生们不再只是把“爱国”停留在漂亮的语言和文字上，而是把“爱国”的精神真正落实到行动中——援助贫困，不图回报。
后来，金女大附近办起了两所规模较大的市立小学，魏特琳就把原先的小学校改办成懿范家政学校，向邻居失学女孩宣传科学及家政知识，教她们识字、做家庭手工艺品。一开始，大多数穷人因为需要孩子帮忙养家糊口或做家务，不愿让她们耗费时间去上什么家政课，后来眼见她们的确学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和本领，态度才慢慢有了转变。家政学校的局面打开了，1936年竟破天荒地有40多人登记入学，但最激动人心的是，那年夏天有5名女孩子结束了为期两年的课程，从家政班毕业了。女孩们用红色菖蒲花将“睦邻厅”点缀一新，烘托出过节般的快乐气氛，5名女孩穿着自己缝制的服装和鞋子出席了毕业典礼，她们的家长和部分金女大学生也赶来参加。一名毕业生代表发了言，她动情地说，过去短短两年对她们而言意义非常，真希望这两年的生活还能再来一遍。第二年夏天，又有8个14—19岁间的女孩从家政学校毕业，这次南京市市长夫人应邀出席并讲了话，临走前还为学校捐了40块钱。
魏特琳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极大地丰富了金女大“厚生”校训的内容，也印证了校长吴贻芳所说的名言：“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帮助他人、造福社会。只有这样，生命才会因之更为丰富。”通过一系列社会活动，学生们也认识到：“人既为社会而生存，则应出其精力为社会服务，谋人群幸福，断不能只顾利己而不顾利人。青年学子当研诵之暇出其余晷，用其余力，为其四周之失学者贫苦者辟一光明之路。”她们不仅由此而积累了许多服务的经验，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奉献精神，更以此为契机走上献身社会、服务大众的道路。
社会服务的风气亦在金女大蔚然形成，学校将社会教育视为正式教育的延续，予以特别关注。该校校刊第12期（1934年5月1日）刊首语《求学与练习服务》即云：“吾国学者向主求学时代意志专一，不能驰心外骛……此种思想，想沿既久遂变本加厉，驯至学子除朝夕诵读课本穷年披阅故纸外，不能再有所事，此种传统思想卒养成学校与社会完全隔膜，学习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充其量不过社会中一消费者而已。近代教育家知学校亦社会之一份子，遂打破以往谬误思想，提倡学校即社会之说，将社会中一切组织可适用于学校者尽量采纳，于是学校之内成为雏形之社会，学子于精研功课之暇辄练习服务，以往积弊得以扩清，而本校女青年会诸同学不以此为已足，又扩而至于附近农村，则服务之范围既广，所得之经验益富，毕业之后对于服务因习之有素，不但个人得其利，社会亦蒙其福矣。”
魏特琳注意到，学生们适应周围社会急切需要的意识普遍提高，务实性增强。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在选择课程时表现出明显的偏向，学习兴趣逐渐由纯科学转向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的有关课程最受欢迎，社会学系主修学生较多，选择教育学作辅修课的学生人数也不少。
每年6月来临，金女大都有一批毕业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每次出席学生毕业典礼，魏特琳总是既高兴又伤感：看到学校人才辈出，老师们的多年辛劳没有白费，心里当然高兴；但一想到昔日朝夕相处的学生从此就要天各一方、难得再聚，又有些黯然神伤。无论是相距咫尺还是远在天涯，校友们都将她的谆谆教诲牢记在心，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学互相合作，对社会持至诚服务的态度，对国家从爱国主义出发，在各自岗位上尽应尽之义务。她们有的常返回金女大探望魏特琳，有的则和她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时时汇报自己所取得的点滴进步，倾诉对师长、母校的无限感激与思念之情。
1934年7月，魏特琳刚依依不舍地送走一批毕业生，又在一次专为中学校长及系主任开办的暑期会议上迎来了一批校友——她们当中最早的为（19）24级，最晚为（19）31级。魏特琳负责筹划、主持大会，她很高兴还有机会给校友们当老师，讲授一门有关改进中学教育的课程。能坐在新图书馆大楼里重新聆听老教育长的教诲，“老”校友们都兴奋不已，无不争先恐后地将平常在学校管理及教学工作中所遇见的各种问题提出来，共同探讨解答。金女大还同其他大学合作，为中学理科老师举办培训班，化学、物理、数学及卫生教员也花了不少时间精心准备课程。尽管这年夏天天气异常炎热，气温创下了全市六十一年来的新高，中午时分教工宿舍的温度甚至高达94—98华氏度，即使到晚上也不见一丝凉风，但高温与学习、讨论之热烈程度相比已算不得什么，大家都觉得两周的时间似乎过得太快了。
同年11月是金女大19周年校庆，校方在中大楼的大会客厅内举办了一个简单而又隆重的晚宴，现场彩旗缤纷、热闹非凡。各地校友们闻讯纷纷赶回母校，连一些已离校的教职员也抽空赶了回来，一位1923年的陈姓毕业生充当宴会女司仪，她活泼机智的主持风格感染了大家。因事未能出席的校友也发来了贺电及祝词，由吴贻芳校长一一宣读。魏特琳无比骄傲地告诉友人说：“如果在1916年金女大第一个校庆日上，还有人为学校的未来与生存担忧的话，那么如今这种担忧早就烟消云散了。今晚总共有四十多名校友同我们一起欢度良宵，我相信她们的绝佳表现肯定让学生们肃然起敬，深受鼓舞。”
魏特琳也常利用假期寻访散居在香港、汕头、厦门、广州等地的金女大毕业生，了解她们的工作、生活现状。1931年寒假，她到南京周边地区一连走访了好几位校友。她先去上海参加了一个校友联谊会，当时有28位校友和金女大现任教员出席，校友中有当上中学校长或教务主任的，也有主持大学、医院行政的，还有一些已为人母，成为家庭主妇，她们均热心公益事业，努力以工作或服务回报社会。此次师生们久别重逢，心里说不出有多快活。
接着魏特琳到了苏州，先住在王美鸥校友家里——她是一所有相当规模的女子中学校长，看望过一位在私立女子学校任系主任的校友后，又去黄玉福校友家住了两天。黄玉福及其家人的热情款待，让魏特琳体会到了家的温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一个中国家庭逗留如此长的时间，我喜欢在那儿度过的每分钟。”白天，黄玉福陪她参观名闻天下的苏州古典园林，或邀请朋友来同她见面；晚上，他们彼此倾心交谈或是一起玩游戏，意兴甚浓。黄玉福的丈夫是曾国藩的后代，夫妇二人很快就要动身去山东，帮助修建一条贯穿全省的新铁路。
离开苏州后，魏特琳又去无锡访问两名校友。她在当地人生地不熟，天上飘起了大雪，更糟糕的是校友们没有收到她要来的信息，所以未能来车站接她。但魏特琳并未气馁，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才找到在女青年会工作的金女大校友丁彩莲。丁彩莲喜出望外地接待了她，陪着她参观了地方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事业，还找到了在一家工厂里办公的校友朱玉宝。朱玉宝告诉昔日师长魏特琳说，早在毕业前自己就立志要增进和改善中国女工的福利，从美、英等国学习考察归来后，她就努力说服这家丝厂主人采纳其建议，为女工兴建宿舍、供应较好的膳食和卫生的生活环境，还开办了夜校，教给这些来自乡村的年轻女工读书写字、算术及生理卫生等科目，训练和培养她们独立思考、自我判断的能力。朱玉宝同她们吃住在一起，很得女工们的信赖与尊重。
目睹金陵女儿们不辜负母校培养，把校训中的“厚生”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有益民众、献身社会的栋梁之才，魏特琳心中深感欣慰。
为拓宽师生视野，金女大除聘请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的教师兼课外，还特邀国外教授来校讲学，魏特琳则利用回美例行休假的机会，到世界各地访问当地的教育机构、调查社会各阶层的教育状况。1931年她曾绕道欧洲，沿途参观考察西伯利亚、芬兰、挪威、瑞典、丹麦、法国、英国、瑞士等国的学校行政，其中对丹麦、芬兰两国的成人教育最为推崇。她看到丹麦为乡村失学男女设立了成人学校，开有文学、历史及音乐等课程，芬兰乡间的成人学校则教给学生农耕、染布、奶酪制作等技艺，学生还在那里学习如何合作互助以及成为服务社会的好公民，觉得很符合自己推动助贫教育的理想。她衷心地希望将来在中国也能施行类似的成人教育，让更多的穷人受到更好的教育。
魏特琳一向视年轻人为中国的未来，对他们充满了理解与希望。北伐期间，学生运动空前高涨，当得知杭州学生会提出取消所有考试、学生会有权自理学生事务、复决校方决策等多项激进要求之后，魏特琳只是感慨而宽容地评价道：“这可真是年轻人的时代！”
魏特琳经常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增进团体生活、训练个人才干。她认为参加各项课外组织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精神生活，还可以砥砺学行，养成公民习惯及团队协作的精神。金女大的学生组织中较完善者有学生励行会、青年会、文学社等，会员间彼此合作，效率颇高，且每年四月改选、五月就职，新旧交替不稍停顿。经此训练，“毕业生在中学服务者咸感在校时得任各课外组织之职务为有益，盖于同事合作及指导学生两方面均获有裨益之经验。”
魏特琳还注意对一些特殊的学生加强锻炼、磨砺品性。她和学生们有一次曾应邀到一名学生家里去玩，结果接她们的车子进了大门后，过了好几分钟竟然还未开到正宅，其家境之优裕可想而知。然而生活的安逸、父母的宠爱，也惯养了这位富家千金的骄娇二气。所以该生毕业时，魏特琳就特地安排她到安徽农村一所女中任教，以加磨练。刚开始时，巨大的环境反差让平日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家女感到很不适应，有好几次还打起退堂鼓，闹着要回家。渐渐地，她明白了魏特琳的一番苦心，艰苦的工作条件使她变得成熟起来，自我生活能力增强了，意志品质也坚强了许多，还同当地学生与农民结下深厚的情谊。在农村任教的这段特殊经历成为该生受用终生的财富，如今已过耄耋之年的她仍念念不忘传给自己这笔宝贵财富的恩师——魏特琳。
每逢学校寒暑假或放春假，魏特琳喜欢带着学生们到户外爬山或郊游，感受中国壮美河山的同时，既可磨练学生意志，又增进了师生情谊。她们多次攀登过南京市郊的紫金山、栖霞山，观赏层林尽染的秋日美景；曾经呼朋唤友，一路浩浩荡荡地向泰山、孔庙进发“朝圣”；曾携200多名师生乘汽艇从南京下关出发，溯江而上游览采石矶，但见扬子江江水滔滔，沿途景色如画……魏特琳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到，登山过程中她欣喜地发现，如今的学生朝气蓬勃、步履轻快，一扫往届学生的沉沉暮气。尽管岁月不饶人，自己现在已很难跟上她们，不过同可爱的年轻人在一起，她也变得神采奕奕，青春焕发起来。
1928年在金女大校史上意义非同寻常：学校刚刚捱过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新校长吴贻芳的上任又为其发展开辟了新的纪元。这一年的辞旧迎新也给魏特琳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圣诞节时，魏特琳带领学生们参加了一连串庆祝活动，为校园附近15户最贫困的人家募捐寒衣和钱物，为周围的妇女儿童举办圣诞聚会。学生们有的讲解、表演圣诞故事，有的高唱圣诞歌曲，和邻居们一道欢度节日。她们还为邻居们精心准备了礼物，尽量使每个家庭成员的心愿都能得到满足，又在节后把两名患结核病的女童送入医院，给予及时治疗。
此次圣诞，全体教职员按惯例准备了一项表演节目，他们把同期正在纽约百老汇上演的舞台剧——《上帝的王国》改编后搬上学校舞台。魏特琳在剧中扮演加西亚修女，她和同事一起每晚认真排演，把全剧台词背了个滚瓜烂熟。该剧在节前周末作最后彩排时，吸引了包括宋美龄、孔祥熙夫妇等大批显要在内的中外嘉宾到场观看，而圣诞夜为金女大学生及教职员家属正式演出的那场尤为精彩，学生们看到平日里态度端庄的老师们一一登台亮相，惟妙惟肖地扮演修女、醉汉等角色，个个忍俊不禁、乐不可支，现场气氛特别热烈。一周后的新年之夜，金女大全体师生又在校体育馆举办化妆舞会，新老校长分别装扮成清廷官员及夫人的模样，魏特琳和另一位女同事则以华盛顿总统及夫人的形象出现，还有扮作中世纪骑士、钟楼怪人的。师生们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最令魏特琳难忘的还是1936年9月27日她在金陵度过的第五十个生日。虽然魏特琳尽量向别人保密，但学生们还是想方设法打听到她的生日，按中国人的传统方式挂寿联、放爆仗、吃寿面，热热闹闹地替她操办起来。学生们送她一尊笑容可掬的老寿星像作生日礼物，还自编自演了一出名为“金陵玩具店”的短剧，剧中用不同的洋娃娃代表学校不同年级的学生，最后出场的那个1919年就来到金女大、今年正好50岁的洋娃娃自然就是魏特琳本人了。学校同事们也为她开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生日聚会，周围邻居和培幼小学的儿童闻讯纷纷赶来祝寿，向她表达了最良好的祝愿和诚挚的谢意。魏特琳既惊讶又感动，在这里她早就不再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了。她风趣地告诉友人说，现在自己已经算得上是真正意义的“老”师了，许多场合下都够格走在别人前面，坐在上座时也无需再推辞谦让了。
金女大成了她的家
魏特琳是个感情丰富的女性。她对故乡亲人充满了眷恋之情，每次休假回家都要带一大堆礼物送给家人，把皮蛋、燕窝之类的中国特产分给众人品尝，还跟他们津津有味地讲述在地球另一头所发生的故事。魏特琳很关心侄子、侄女的成长进步，工作再忙也要抽空写信，鼓励他们接受高等教育，侄女中学毕业那天，她还特意从南京打电报去表示祝贺。然而聚少离多，六年一度始见家人，父亲又苍老了许多，已经长大的侄辈也变得陌生了。为了多陪伴父亲、多尽些孝心，她在芝加哥大学进修期间曾特意把父亲带在身边，在当地租了个小公寓同住。无奈老魏特琳不习惯大都市里车水马龙的生活，他一口浓重的乡音又很难与别人沟通，成天吵着要回老家的农地去。对于日渐老迈的父亲，魏特琳一直为自己长期离家在外、不能尽奉养之责而愧疚不已。而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对魏特琳打击很大的事情。
1937年6月21日早晨，她突然收到弟弟从美国打来的电报，惊悉83岁的父亲不幸去世的噩耗。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这音讯于我真如晴空霹雳一般，以至后来的几天几夜，我脑海里面一直都浮现着回伊利诺老家的那次伤心之旅。”魏特琳回想起1931年自己回美国时的凄楚情形。那时她父亲77岁，已是满头银发。她父亲曾希望魏特琳在他晚年回美国服侍他，但魏特琳离不开她所从事的事业，离不开金女大，因而没能如她父亲的愿。虽然弟弟又来信宽慰她说，父亲没有像他老人家原先担心的那样苦捱久拖，而是很快就去了天国，但魏特琳仍为自己不能在父亲临终前见上最后一面而抱憾终身。而对其弟兄姐妹，魏特琳则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欠他们的情恐怕这辈子也还不清，他们在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给他以无微不至的照料，使我能留在中国继续这里的工作。”
魏特琳热爱故乡的亲人，但为了她挚爱的金陵却不得不牺牲这份缱绻亲情。她在金陵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金陵就象她在中国的第二个家。刚到南京，独处异乡的她就对这里一见倾心，写信给纽约的友人说：“听不到（纽约）地铁和（芝加哥）高架火车的声音，似乎还真感到有点不习惯。不过我宁愿让这较温驯的人力车取代它们。你不知道来这儿（南京）有多好……。”
在致友人的信中，魏特琳还多次深情地描绘了金女大那美丽怡人的校园景色。1928年9月22日，在致纽约委员会班登太太的信中，她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多希望你也能从我现在写这封信的窗口瞧见（外面）的迷人景致——东边可远眺紫金山上飘浮着的紫色烟岚，向前则看得到学生们正漫步于荷花池畔……。”1934年11月17日，魏特琳又在信中生动地描述了这样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在午后温暖而和煦的阳光下，楼下草坪里的菊花开得正旺，老邵——我们忠厚老实的园丁忙着把它们布置成五彩缤纷的花坛，池塘边及小山上的树林则被映罩上一层醉人的秋晖。一切都是那么静谧祥和、温馨美好。”
在魏特琳心中，金女大是个不断成长、和睦友爱的大家庭，师生们就是家里的成员。她曾告诉朋友们说：“我们是一个兴味相投、感情融洽的群体，不仅乐于共同工作，在一起玩得也很开心。”那时候，除少数人住在校外，大多数教职员都住在校内宿舍楼里，师生接触相当便利。她们常在校园以歌舞、戏剧、诗歌等形式举行各种文娱活动，体育运动也十分活跃，课余生活可谓丰富多彩。其中金女大的音乐会和戏剧演出在南京很有名气，为该城的文娱生活作出了较大贡献。魏特琳非常喜欢存在于学校师生间的那种亲密关系——大家彼此相亲相爱，身心愉悦。
没有人能比魏特琳更理解一位共事多年、业已离校的教师的内心感受：“我想对她而言，放弃在金陵的职责不知有多痛苦。这里的生活及未来就是她个人价值之所在，她已经和这个学校难舍难分、融为一体了。”魏特琳对于金女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她简直无法想象，倘若离开金女大、离开朝夕相处的师生们自己的生活将会怎样，因为她从心底深处挚爱着这里的一切，把它当作自己力量的源泉，生命的支柱。
对于1927年事态紧张之际，中国同事、学生和工人为外籍人士提供的无私援助，魏特琳一直铭记在心，终身难忘。事后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如是说道：“……我们所有已经离开南京的外国人，都会记得那些与我们共过事的中国人对我们的仁慈与友善……我永远记得离开南京那夜的下关之行，是附近乡下的邻居把我们从金陵大学一路安全护送到鼓楼的。”不知不觉中，她已深爱上了这片土地以及这里心地善良、秉性宽厚的百姓。
魏特琳对中国的军阀混战深恶痛绝，对战争给社会生产、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心痛不已。1924年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爆发，结果江苏军阀齐燮元打败浙江军阀卢永祥。当溃败的浙军撤经上海时，魏特琳正好在那里，她看到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竟然一片死寂，因为害怕败兵会潜入市内大肆洗劫，所有的店铺都早早关门打烊，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受战争的影响，“大多数公立学校不能开学，教育经费都被挪用于军事。一小部分人为争权夺利不惜兵戎相见，导致国内稀缺的建设性设施——学校被迫关闭，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到处兵祸连结，普通老百姓深受其苦，一个个如惊弓之鸟，没有宁日。”
在那个急剧变化、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中，教育事业显得如此的脆弱和微不足道，魏特琳虽然有时也感到实际的困难与理想相距太远，曾产生过“也许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推动大学教育”的想法，但她仍专注于自己的教育理念，竭尽全力将外界对学校教育的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想方设法为学生提供一个宁静和谐的学习环境。学生们也慢慢认识到，继续学业完成所有课程、通过阅读报纸了解时势、使用国货替代进口货、定期开展对外服务等行动，与参加示威游行同样都是爱国的表现。
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魏特琳充满了同情，总是尽其所能帮助他们。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共有十多个省份受灾，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金女大师生为此专门设立了一项基金，此时正在美国休假的魏特琳听到消息后，就毅然将自己部分薪水捐献出来，为中国灾民赈灾助上一臂之力。
国内新型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使城市产业工人的队伍不断壮大，为更好地了解中国女工的生存状况，魏特琳曾特地到中国最大的轻工业城市——无锡去参观调查。据她所知，当地约有40多个丝织厂、10多家棉纺厂和面粉厂，在这些摩肩毗邻的厂房内日夜不停紧张工作的全是些贫困潦倒、走投无路的穷人。魏特琳和女工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对她们的疾苦有了较深认识。她感慨道：“我宁可中国没有现代化的工厂，因为这些可怜的人也同他们的西方同行们一样，饱受着工厂主的残酷压榨。”
对中国一往情深的魏特琳时刻都在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当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时，她在致友人信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大批武装工人被缴械，激进的工会总部则被关闭，（这是）国民党右派正通过武力手段，以上百人的生命为代价将左翼激进力量驱逐出党。”同时她还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有95%的人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过着衣食无着的悲惨生活，而这95%的民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势必会带给这个国度翻天覆地的变化，维系了好几个世纪的旧秩序也必将被打破。”
尽管魏特琳觉得广大劳苦大众受苦受难的现状应当也必须被改变，然而由于世界观的局限，她不赞成立即在中国展开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甚至认为倘若任由激进力量执掌政权，非但不能改善社会不公的现象，反倒会使形势失控，出现比法国大革命时期更为混乱的局面。魏特琳本人就是一位教会人士、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教义的长期熏染使之形成了有改良主义色彩的社会思想，主张以增进社会福利、普及各级教育等渐进温和的方式改良社会，认为让民众充分就业远比武器镇压更有效。但她也不无遗憾地承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教会组织还都不能为受难劳工提供更多更有益的帮助。不过她依然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信心。
魏特琳还记述了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准备奉安大典的情况：“南京这个城市正发生着变化，在3月12日孙博士的灵柩被运回南京安葬之前，新的宽阔大道将会如期完工，现在南京的地价、租金以及所有的生活费都已上涨，变得比上海还要高许多。像北门桥这样平日里色彩缤纷的大街，由于街上所有鲜艳的红、黄色标志都被取下，结果看起来光秃秃的，就像美国的中西部小镇一般灰头土脸。”
进入30年代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策动下，战争向中国步步逼近，国民党却顽固推行“安内攘外”政策，忙于剿共内战。1933年年末，魏特琳在致友人函中提到“中日之间有一片沉寂的阴霾正笼罩在华北上空”，而“蒋将军则在西部省区发起一场大规模反共运动，我们常常在报上读到有关他获胜的新闻报导”，然而“我们都知道，战争根本不能解决任何国家及国际问题”。她还就如何制止战争问题谈了自己的构想：“如果所有国家及人民都能把时间、精力放在和平及友好合作上，那么世界就可以永远摆脱困扰人类的贫穷、愚昧和疾病了。”“我热切地希望，人们能够为和平积极行动起来，建立一支维和部队，随时准备并甘愿为世界和平牺牲一切。我相信，只有不惜为此献身，且在战争机器运转之前就作出这种牺牲，和平才会真正降临人间。”这一构想在当时法西斯主义泛滥的国际社会近乎奇谈，但对于象魏特琳这样的和平爱好者而言，他们已经做好了献身和平的思想准备。
1936年10月31日，就在魏特琳度过自己50岁生日后不久，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气派非凡的五十寿辰庆典在宁举办。“各地捐送给他一百架飞机作为寿礼。……阅兵式上，一队队机群在南京城上空盘旋，向人们传达着这样一种信号，即蒋的个人及政府威信正获得空前提高。如此看来，日本向中方不断施加的重压并非毫无价值，如果它最终能促使孙逸仙博士生前谓之为‘一盘散沙’的这个国家重新聚合起来的话，那么从某种角度而言，压力反倒成了动力。”与此同时，魏特琳也以其冷静、敏锐的眼光观察到表象之下潜伏的危机，她直率地告诫人们：“迅速高涨的热情也可能造成一种危险，就是盲从权威的危险。对个人独裁、政府专制的无条件接受，比‘一盘散沙’的状况好不到哪儿去，有时甚至更糟。”一个外国人，只有在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认识与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说出如此见地精到的话来。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刚过完50大寿的蒋介石在西安被捉。消息传来，首都各界顿时哗然。摆在中国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是内战大规模爆发，给日寇灭亡中国以可乘之机；二是由此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将何去何从，金女大师生们忧心忡忡，原定的圣诞庆祝活动也自行取消，大家只有静待祈祷，衷心希望事态能向好的方向发展。经各方协调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改组政府、保障民主等项协议，中共及红军则在此基础上赞助蒋氏统一中国、领导抗日，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圣诞节那天，当校长吴贻芳把从有关部门获知的确切消息告诉给金女大师生时，事变发生后一直为中国命运担忧的魏特琳同大伙一样，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泪水也止不住从脸颊上流了下来。整个南京城也沸腾了——今后中国不再打内战，国家前途有望了！人们奔走相告，四处燃放鞭炮。公历新年的除夕夜，欢庆的人群沿市区各大街道举行了盛大游行，他们手提灯笼，排成包括龙在内的各种动物造型，乐队的奏乐声和噼叭的爆竹声连成一片，到处都是欢乐的海洋。看到一向感情含蓄、沉静内敛的中国人迸发出如此强烈的爱国热情，如此淋漓尽致地宣泄着自己的爱国情感，魏特琳惊讶之余深受感动：“谁说中国人难有作为？我分明看到中国这条睡龙正在醒来！”
从思想到情感，魏特琳已同中国和这里可亲可敬的人民紧贴在一起，同喜忧，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