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到了11月20日，没有成立政权？原来在这前两天，也就是11月18日日本“袖
珍内阁”的外、海、陆三相会议讨论对华方案，决定华北自治缓行。本来7月份日本内阁
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已经提出处理华北纲要，此时为什么，又在五相会议上突
然减速，史学家对其总结有三点：
1．南京军事外交应付沉着；
2．美英对日质询关切；
3．北平教育界士气锋厉。
此结论不无道理，但未必尽然。若干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由黄豆小事引起，如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两个中学生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而引发。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袁
世凯的告密，就华北当时形势，日内阁决议也未必能控制住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
军人。哪个犄角旮旯摩擦生热，也会引爆华北这个大药库。事情还是从头说起。
7月日本五相会议之后，吞并华北的势头风起云涌，尤其是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
壮军人时时都在摩拳擦掌寻找机会。主要的策划人即关东军南次郎大将。“九·一八”
事变以后，日本政治内轻外重，军人对政府外交政策一向不满，称之为“水鸟外交”，
而关东军自行“老虎政策”。10月关东军幕僚大连会议以后，尤对“广田三原则”指驳。
11月，关东军出兵华北的方案即是“老虎政策”的产物。11月11日南次郎已经向关东军
下了第751号作战命令，即如前所说，海、陆、空全面动员，相机出兵华北。另以762号
密电电告参谋本部，电到时，参陆首长方集宫崎正检阅大演习，这时候他的情绪特别好，
认真地看了一下电文，大惊，五相会议决定华北自治纲要中并未提到包括武力，南次郎
为何自主妄动。旋由今井参谋次长电告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谓其出兵须先有大义名分，
照来电所称政治经济各理由，均不足作为统帅部发布命令的根据。
关东军得到此电，耿耿于怀。仍令侦察、轰炸，战斗机两中队，及陆军各部向山海
关、古北口、绥中等地集中候命。并寻找理由，要求“现地保侨”。可是在华北的日侨
没有受到任何侵害，只好等待时机，或等待制造时机的机会。11月11日后，天津市内50
0多人手持棍棒枪械到天津保安司令部门前示威，呼喊要求自治，要宋哲元交出政权。显
然，这是借着形势兴风作浪，寻找缺口，没有想到宋哲元态度出奇地强硬，宣布一切听
从中央命令，在辖境内如有扰乱治安的举动，不惜以武力解决。
宋的命令一宣布，日本人大为高兴，可是游行示威的人一哄而散，再也找不到踪影。
那时天津人喜欢热闹，要是有人出钱更巴不得跟着起哄，可是，天津人吃硬不吃软，第
一怕的是兵，第二才怕外国人。譬如说，某将军领着一伙马弁进了您的商号，进门就说：
“把万国铁桥卖给你了，出钱吧！”万国铁桥？那是外国人修的，欠下的建桥钱说不定
现在还没还清呢！我能买得起？这事蹊跷，您别见怪，用现在的话说叫“拉赞助”。当
兵的走在你对面，不知道为什么。“啪啪”搧了你两个大嘴巴，你只有捂着腮帮子，一
边叫着：“我回去叫我哥去，我哥是班长，回来跟你算帐！”溜了。那是奉军。你哥何
时到过东三省，当过奉军？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可是那外国人，东洋人直眼睛，
西洋人就知道打防预针，虽然也横，好糊弄。当兵的是软硬不吃的，惹得起吗？所以怕
也是正当的。话说回来，宋哲元一发布“不惜以武力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回家躲两
天吧，到哪儿等不到“饭局”，不跟他们瞎惹惹未必就“扛刀”，弄不好人头落地，对
不起祖宗。所以这些日本人一时忽悠不起来了。
日本人一向蔑视中国人，这次有点不同。喜峰口抗战的时候，二十九军不软，现在
宋哲元扩军备战发展到10万。真的打起来，关东军虽然有实力，但准备并不充分。日本
人没有法，也得愣神琢磨一下。
这大概就是战争契机！
此时——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全大会。亲日派领袖汪精卫在11月1日被照相
的记者孙凤鸣刺杀（未死），以后，国民党内部空前地团结，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
等各路诸侯都团结一致要求共御外辱，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政策性演讲，下录具有
结论的几句，供读者参考：苟国防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从整
个国家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以最大之忍耐，在不侵犯主权限度之
下，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
“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言
牺牲！”
第二天，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再录几段对白以飨读者：
蒋介石：“尊意了悉。凡违反中国国家安全主权，妨害中国行政统一之自治制度，
中国均难容忍。近得华北当局及各种团体报告，无人希望自治或独立，决不至发生事故，
纵或人心有所动摇，予信地方军人，必能服从予之命令，施以镇压，亦无庸中央用兵。
华北自治，乃内政问题，今与贵大使相见，宜谈国交改善之事。”
有吉大使：“华北自治，固属内政，但其对策如至破坏地方治安，则将涉及外交，
日本与华有特殊之关系，自不能不关心……须磨君（总领事）自华北回来，知华北政要，
希望自治，实基民意。”
张群（当时任湖北省主席，汪精卫遇刺后，准备接任外交部长）：“如日本召还土
肥原，阻止多田骏赴济，则自治运动，可以立熄。昨日华北来人报告，土肥原曾提共同
防赤自治委员会组织方案，其中以土肥原为总顾向，可见自治之事，系由日本所鼓动。”
以前，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会见日本大使时曾许以华北问题可以与中国问
题分开，无疑鼓励了日本人在华北放肆活动。此次蒋介石又明确表示华北问题是中国内
政，无疑给日方吃了闭门羹，事情棘手起来，而且南京五全代表会委员，反日派占70％
以上，都支持蒋的观点，当时，日本当局并没有以武力占领河北的打算，固“塘沽协定”、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虚瞒手段皆见效，所以，此时也乐于一试，现在恫吓未
能奏效，日方又怀疑是否中国得到英国、美国的谅解，同时，又得到苏联的外援，所以
忧豫起来。
同时英美各国得到情报，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有计划，准备强行接收平汉线黄河以此，
陇海线徐州以东，津浦线徐州以北。华北铁路关系到英国利益。关盐税收关系中国外债
担保。英美方面不断向日本质询，日本早与英美交恶，此事会惹起国际纠纷，以美国国
务卿赫尔的话最为有代表性，赫尔这次简短的演说，在他的回忆录曾认为是自己50年外
交生涯中最得意之作，不妨写下欣赏：“关于近来华北方面之挣扎，其性质极为反常，
其关涉甚重大，吾人所接报告内容虽有分歧，但一种改变华北之企图，显然在着力推动。
华北之事，不仅关系中国一国，凡与中国有约之国家——美国，亦在注意此事发展，深
望其不至妨及吾人条约上权利与义务。”
声明文字外柔内刚。文中无一字提及日本，而却是美国在日本的“天羽声明”，自
1934年4月之后，对日本表示不满的第一次文书，其与英国采取的平行进行方式使东京政
府不能漠视。
史学家曾评论说：
“盖三十年代之间，英美联合对日，只须稍露风声，日方却步。……惜乎不常见也！”
其实英国政府暗示过中国政府“至于武力战争，英国决不参加，万一中日交战，英
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帮助。”自然英国自有他的困难，当时纳粹德国武力的日强，
英国力不能敌，自顾不暇，所以畏惧战事。可见当时英国在华北问题上也只能做到“质
询”，而不可能如日本方面估计的那样“支持中国”。
日本人今井武夫（曾任日驻华大使馆北平武官助理，官至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
在后来评论华北局势时曾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比喻：“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可见华北局势如何发展关键还在中国本身。用喜峰口抗战形象塑造起来的二十九军，
天津人说：“那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个个都是沧州武师教出来的好武艺，大刀刷刷地，
鬼子的人头落得遍地都是。”说得有点玄乎，可人们信服，用现在时兴的话比喻，有了
“凝聚力”。天津人不看大报，但也知道蒋委员长发表了抗战声明，有了这抗战声明就
好，中国有四万万同胞，一个杀一个，可日本不过七千万人，杀光了他们，中国还剩下
三万万多人哩！
当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不会看得那么简单，不会理解这是游侠争高低，
行帮夺地面。大学教授们，是民之代表，国家的精萃，用现在的话讲，是智商最高的一
层，况且，中国历来有尊崇儒生的习惯，他们说话，向来是对的。11月19日，也就是土
肥原最后通牒的前一天，宋哲元在险境下想起了大学的教授们。宋哲元、秦德纯、肖振
瀛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了50多名大学教授座谈。与会者强烈反对自治，要求宋哲元支撑
危局。11月23日，20余名大学教授又在银行公会聚餐，以联名方式发表否认华北民众要
求自治或自决的宣言。不妨将其文录下：
“因为近来外间有伪造民意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国人郑重宣言：
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组织特殊机构和阴谋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
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有名的人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
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及教授胡适、张奚若、蒋廷黹、吴文藻、傅斯年等。
此时，平津民气振荡，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准备游行示威，随之发生“一二·
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
土肥原、多田骏也承认华北排日反满运动空前高涨。多田骏后来调回东京参谋本部，
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力主“不扩大”，成为“不扩大”（战争）派的重要角色，主要理
由就是日本必陷广大中国人的反日泥沼，恐怕与1935年的教训关系最大。
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对华北自治缓行决定通知以后，第二天，蒋介石已经得到
了消息，马上电告肖振瀛，告诉肖“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资格，只代表他个人，不
必与之谈判。”当时宋哲元兴奋得差点背过气去，戎马一生还没得过如此令人振奋的消
息！第二天，肖振瀛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外交界、报界宣布了此消息。会场雷动，各大
小报纸都立即用通栏大字标题发出了号外。北平、天津街头喧喧嚷嚷，争购号外。土肥
原自知无趣儿，土头肥脸溜回天津。土肥原自做张作霖顾问以来，搞间谍特务活动屡屡
得手，甚至可以说“无往不胜”，遭此惨败尚属首次，其岂能认输？此事，虽然搬掉了
压在宋哲元心中的一块巨石，可是与中央又生芥蒂。蒋又来电严厉训斥宋哲元，“中了
日本人诱陷之毒计，又超过地方官吏之地位。”其实，自治风潮，总的说，宋处理得还
不错，总比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好得多。宋也明白就里，毛病出在阻止白银南运和
要求“结束训政”上，尤其是“结束训政”，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后来，宋哲元借秦
德纯去见蒋的机会向蒋解释阻止白银南运之事。蒋倒是很痛快地说，你们欠了钱，可以
向中央报告嘛，你回去写个报告，我给你批了就是。秦德纯趁热打铁，没有离南京，就
做了一笔花帐，蒋也没有细看就批了。秦又马上到财政部了结，这事就过去了。
可是“结束训政”的通电一直是宋哲元的心病。
土肥原并不是等闲之辈，回到天津又想出新的方案。土肥原读过列宁的书，也懂得
退一步进两步的哲学。胃口大了，自然遇到阻力也大，全盘攻不破，可以打开缺口，一
口一口地吃！土肥原暂时撇开宋哲元，找到了冀东专员殷汝耕。11月23日晚，殷汝耕在
天津日租界一家饭店召集冀东22县各保安队总队长开会，土肥原亲自到会，秘密布置冀
东自治大计。土肥原当场宣布自治方案，殷汝耕赞成不迭：“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
新政权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
土肥原喜不自胜：“太好了！那么我们就以香槟举杯预祝成功吧！”
真不巧，饭店的香槟酒当天卖完了。殷汝耕急忙说：“用日本酒庆祝更有意思！”
于是拿来日本酒，以干鱿鱼当酒菜，干起杯来，散席时已值深夜。殷汝耕不顾月黑天寒，
连夜驱车驶回通州。
24日晨，殷汝耕风尘未洗，立即召开负责人会议，25日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
委员会”。当晚，殷以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措词强硬的自治宣言，并宣布“自本日
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同时还向当时华北的实力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傅
作义、秦德纯等发出通电，要求他们“当此存亡之秋，宜定大计……”同时，在通州蓟
密行政公署大门旁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招牌。
同日，迅雷不及掩耳地调整组织机构开始办公委任大小官吏，接管电报、电话、邮
局及火车站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和派人去北平天津向日本人汇报。
这一天，真做了不少的事！
冀东22县，包括哪些县，列在下面您可到地图上去找：
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县、乐亭、临榆、丰润、宁河、通县、三河、宝坻、
蓟县、香河、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遵化、兴隆、玉田。
这22县就是在“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中国人叫非武装区，大概是因为饶
口，所以也叫非战区，日本叫战区，和中国人叫法相反，都是指这块地方。历史上这里
叫幽燕或叫燕云。一千多年前，五代后唐的儿皇帝石敬塘——儿皇帝的专用词就是由此
开始——曾经签订协约割让燕云十六州，就是这块地方。历史往往重复、相似、巧合。
一千年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戏剧又在这儿重演，除了地理位置有共同点之外，其他方面
难说哪方面相同，历史的相似往往使人迷茫，当人们莫测自己命运的时候，又往往去请
教术士、巫师，相信术数、占卜，相面扶乩，那是因为对自身对外界吃不准，一旦看准
了一点，打准主意要做什么，那一切都可以不管了，不管你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殷汝耕，191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袁良（19
35年前北平市长）程克（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殷“东洋化”的信念何时树立，
这很难说。无论在早稻田还是回国，他身着和服，口操日语，手挽日本妻子已经成他定
型形象。是日本妻子参与对他的制造，还是为了塑造自己而娶了日本妻子，无法考证。
用政治夫妻这句现代化的言语评述怕也不错。
殷早与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人打得火热，也是早备进身之阶。所以土肥原一提出冀
东首先自治，便一拍即合。
读者要问为什么把一个亲日分子放在与日人斗争的最前沿？当时人们并不懂，后来
才普通使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知道划分敌我友。东渡日本的人多着呢，孙中山、蒋介石、
何应钦、黄郛、阎锡山、张群、熊斌……1935年的内阁曾被人称之为日本留学生内阁，
除宋子文一人留美以外，其他都是日本留学生。当然留日不等于是汉奸，其中大多数人
是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日渐强盛，而去日本学习救国道理。那是有志之士！当然
也有起哄去镀金的，也有殷汝耕之流，也有界乎二者之间面目不清的。殷汝耕可谓盗亦
有道吧，汉奸做得知名度很高。
缺口已经打开，土肥原还想争取宋哲元响应，又以11月30日为限逼宋自治。在天津
又以一日一元的价钱雇佣自治游行队伍。不过这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蒋介石知道日方必不肯甘休，在南京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日对策。除已撤北平市
长袁良由秦德纯继任以外，解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设立北平行政长官。并设立冀察
政务委员会，同时通缉殷汝耕。
撤换北平市长和军分会，都是因香河事件日方提出的要求，华北自治运动的退潮，
华北日军处境尴尬，必然还要滋事。给他们台阶下，留面子，用留面子缓和冲突。留面
子，这是东方人的心理特点，中国人甚之，所以考虑得周全，不仅自己要，还要留给对
方。不蒸馒头蒸口气，自己虽没有吃上馒头，但让别人感觉是吃了，这是为自己争面子。
两个人吵架，一方是对的，劝架的人说，就少说一句吧，那是暗示他也让对方，感到有
局部真理，有了面子，找到心理平衡，事就了了。这是东方处世哲学！撤北平市长，撤
军分会，就是给日本人留面子。其实，通缉殷汝耕也是这么回事，不过不是给对方留面
子，而是给自己留面子，人家明目张胆当汉奸，早已令中国有体面的人都没面子。我们
国人中有这样的败类？——其实早就有。中国本来就出产这个。殷堂堂皇皇地在通州做
委员长，能去抓吗？抓得到吗？抓到又能怎么样？史学家说通缉殷汝耕是杀鸡给猴看，
暗示宋哲元的，怕也未必，如是宋哲元想自治，还在乎这一纸文书，它有那么大的威慑
力量？不过，又派遣何应钦来北平任行政长官，倒是大有学问。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何应钦吃了日本人的窝心脚，那个时候他还名符其
实地统领30万大军呢。现在今非昔比已是西北军的天下，他能八面威风，领着宋哲元、
秦德纯、冯治安到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商议军政大事？当然这还次要，主要还是和日本
人交往，他从来没有得心应手过。再去签订什么条约？做蒋先生的传话筒？去指挥西北
军？不过有一点他心里明白，而且是蒋介石接见他，令他北上，他就明白了，掣宋哲元
之肘！他不愿意来，但他知道在委员长面前是不能反驳的。只好走着看，好在不是上刑
场。
当日晚上，何应钦率熊式辉、何竞武离开南京北上。北上途中，何应钦神情沮丧一
言不发。12月3日晚到达北平。当时，宋哲元正在武衣库家中与秦德纯、肖振瀛、冯治安
密商事情，谈话间，副官报告何应钦即到北平。宋哲元闻后勃然变色，说：“他又来干
什么？”又对秦等表示：“我不去接他，你们谁愿去接谁去。”宋果真没去。但当天晚
上，宋在秦德纯的劝说下还是偕秦、肖二人来到居仁堂谒见何应软并汇报了情况。何应
钦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对宋哲元的守职苦撑大加赞许；对宋哲元做到了不屈服他人，绝
对听命中央，对外毫无秘密协定，特别加以肯定。
宋哲元明白何讲话含意，是肯定也是要求，同时，也有弦外之音。宋哲元只是敷衍
几句，便托病离开，留下秦德纯、肖振瀛与何周旋。宋走后，肖拍着胸膛说：“中央如
果真的信任我们，我们绝对可以替中央分劳分忧，撑持局面，保证一切听命中央。”肖
还建议，应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以统一军政权，加强对付日本的力量。黄郛自1933年
“塘沽协定”以后，一直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就是说是华北最高行政长官，
肖强调以宋代替黄郛的意思就是暗示，宋做最高行政长官，用不着你何应钦来插手。
何应钦、黄郛一直主持华北军政事务。何不必说，自在日本留学时就已和蒋氏结成
亲密关系，而且一直是蒋在军事上依重的第一号帮手。黄郛与蒋的关系更进一层，黄与
蒋在日本时结拜金兰，黄也一直以盟兄自居，在国民政府中一直身居高位。此次再派何
应钦来北平做行政长官，也就是对华北还不肯放手。宋见何时，何代表中央任命宋为冀
察绥靖主任，宋坚辞不就，道理也在这里。
12月5日早晨，宋哲元赴西山“休息”，躲进了颐和园。
临行并发表了书面谈话：
“危疑震荡的华北大局，自何部长来平，统筹大计，已有转危为安的希望……此后
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
史学家谓之，欲擒故纵，此事用兵法解释自然不错，其实，当时宋哲元并没整套对
付何应钦的方案，不过是下马威，常人也会这样做。蒋认为，宋是个单纯的军人，还是
对他有深刻了解。如果说将军们工于心计，昧于方略；对内勾心斗角，对外斗争无方，
宋的水平远远不如何应钦。在中国官场，即使生性单纯，也得认认真真地学习几套官场
套路，否则难治！
何应钦并不以宋的态度为意，因为他本来也想脱身，宋的办法也许更成全他。当前
要处理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对宋，仍然是对日本人，日本袖珍内阁会议上决定华北自治缓
行，同时也提出要求，要求华北轻度自治。轻度自治是什么样，怎样“轻度”法？国人
能接受，日本人也能接受，当然主要是日本人接受！
高度自治方案流产以后，中日在华北问题处于僵局，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岂能甘心，
而且已经开始谋划新的方案。所以为使华北平静而又打破这僵局是刻不容缓的事。何应
钦来北平之前，中央五院院长已经反复密商，作出几条决议，第一条就是接受日方提出
的轻度自治方案，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其委员由中央委任，
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如形势许可，即设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职。
这话既矛盾，又有奥妙。“如形势许可”这句话，实对何应钦脱身非常有利。
显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政务机构对宋非常有利，受到宋及秦、肖等二十九军高级
将领的欢迎，一切还都顺利，但是保密的，当然是对国人保密。因为这半自治的机构，
是对日妥协的产物。虽然宋为委员长，在委员分配，亲日势力参与，对日政策等方面也
必对日有大步的让步，国人接受吗？
另一方面何应钦代表中央来北平，伤了日本人的面子，日本人不买帐。由殷汝耕出
面，要求响应自治，并以殷署名写了千余言的为民请命书，又组织20余人打着“北平市
民众代表请愿运动”旗帜，到中南海居仁堂门前递交请愿书。同时，日军派遣15架飞机
飞临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威吓，撒传单，请命书中提出两点要求，要求何在5天之内实施，
他们赖在居仁堂门前不走，在大门上撒尿，在卫兵的刺刀上划火柴抽烟。何应钦不敢出
来接见，感到空气紧张很难应付，想动身南返。此时，担任北平城防的三十七师师长冯
治安求见何应钦，话中有话地对何应钦说：“请部长放心，你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完
全负责。”口气虽然恭顺，实已暗示何的命运掌握在二十九军的手中，此时是12月5日，
为此，传出轻度自治之事，4天以后，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二
·九”学生运动。这次运动是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激
起了全国人民愤怒的结果。学生们游行示威的第一站就是中南海。
此刻，何应钦是风箱里的老鼠两面受气。其实不只两面受气，而是受三面的气，既
受日本人气，又受二十九军的气，同时受民众的气。何应钦如何处理，轻度自治能否实
施，学生运动结果如何，为什么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划时代”的运动？何谓划
时代？我们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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